本文研究有助于增加印度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基础设施因素,以及根据不同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公共服务质量,评估印度一线城市的状况。结果显示,较大的城市比较小的一线城市(按城市人口规模)能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提供基础设施。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或不会大幅增加人口聚集度,但会大为提高城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今年年初,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几个月过去,曾被成员国寄予厚望的TPP前景如何依然引人深思。
对于主机厂而言,电商平台是否已经成为传统经销商门店之外的重要渠道,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与线下渠道分庭抗礼?家电行业的线上化和渠道颠覆是否会在汽车行业得以复制?新车电商应当如何破茧成蝶?本文将给出答案。
正如世界很多其它区域一样,亚洲成立了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安全网(ASEAN+3 RFSN)以预防和管理危机。该组织寻求与IMF进行互补。基于欧洲在区域金融安全网和IMF合作方面的经验,本文主张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安全网与IMF进行更加结构化的合作,这将极大提升该组织的效力。
“简约创新”强调针对客群需求,以最节约的成本,设计出精简而必需的功能,以及实用价值高和质量好的产品。过去十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及消费能力均快速增长,消费习惯也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如今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跟风“舶来品”,而是更青睐经过本土化改造,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具体来说,品牌要值得信赖的,产品的品质要足够好,但并不必须要好到极致,尤其不需要不切实际的附加功能。
亚洲开发银行发行了一本描述该行历史的图书,题为《聚融亚太未来:亚洲开发银行50年》。本文关注了该书关于亚洲经济发展背景的叙述,以及50年来有关发展挑战的实践和思考的变化。亚洲在转型中远比拉美或非洲更加成功。该书不仅讲述了亚行的历史,也讲述了成功的故事。
企业在投资时会被指望让企业所有者的财务收益最大化。投资者会依据企业的财务业绩配置资本。他们也越来越关注重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因为这些已被证明是衡量发达国家今后财政状况的领先指标。如今,人们日渐把可持续性与所有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实践联系起来。
如果印度尼西亚真的要为当地企业提供开采自然资源的机会,那么当地企业就需要与国际竞争对手同等的政策确定性,而这在当前并不存在。无论印度尼西亚的资源是为当地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占有,只有监管的确定性才可以确保这些财富用于实现人民最大的繁荣。
近期,彭博社、福克斯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有关巴基斯坦经济表现强劲的报道增多。巴基斯坦的经济确得到实质发展,然而,该国的经济也是不稳定的。
虽然美国总体呈贸易逆差令人担忧,但这是由宏观经济压力造成的。而双边贸易逆差往往是结构性的,而且近年来,在全球供应链和贸易衡量方式的影响下,有些已变得尤为明显。根据双边贸易逆差把个别国家单挑出来或许在政治层面有用——因为我们通常与单个国家打交道,但却没有经济意义。
科技问题在竞选活动中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而法国在欧洲的未来、移民和经济等更重大的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如此,马克龙获胜对法国的数字经济及创业形势可能是一个利好,但今后五年法国与美国科技企业之间可能仍旧关系冷淡。
到2025年,未来的政策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潜在收益可以高达5400亿美元,相当于人均GDP增长1670美元,家庭GDP增长4400美元。另一方面,过去13年,制造业每年失去156250个就业岗位,不足每年非自愿失业人数的1%。出台更慷慨的失业保险计划和扩大抵税额将有助于下岗工人适应现状,同时又能保留贸易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
“一带一路”3年多来到底取得怎样的进展,已成为国内外舆论极度关注的焦点议题。大量报道与学术研究习惯用宏大形容词与不同数据概括,却往往忽视那些有血有肉“一带一路”故事背后的多面性。笔者与所在机构同事曾去过40多个国家宣讲、对话与参会,写过一些理论阐述与综合文章,这次想用10段简短的亲历故事透析“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复杂与不易。
近期统计显示,荷兰产业对出口的依赖再度增加,达近20年来的高位。在全球99%的经济增长都发生在荷兰以外国家的情况下,这样的占比数据对荷兰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然而,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较高的收益通常与更大的风险相关联。
本文通过使用非平衡样本数据,研究了教育和全球化如何对亚洲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变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较高的全球化水平与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而政治或经济自由则对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存在边际影响。
本文揭示了澳大利亚医疗保险税的真相,阐明了“真正的”医疗保险的征税细节和内容:医疗保险拨款和其它卫生相关政府支出的实际比例和所得税率。澳大利亚的纳税人应当了解这些情况。
印度的一些支付系统存在先天缺陷,这些系统的设计并未基于“隐私原则”。必须重新设计支付系统,以便预先保护隐私,并使用不可破解的加密和开放标准。数据隐私立法和强力的市场监管机构也是必要的。
尽管中国政府进行了技术自给自足的规划,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低的复杂水平。这为能够在更加复杂苛刻的中国市场中生存的外国技术企业提供了希望,使其能够与当前主导中国市场的国内领军企业开展有效的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PPP模式在沿线国家得到积极的推广和运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项目数量已初具规模,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研究”课题组成员、助理研究员杨光普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成熟规范的PPP项目一般都具有严格的项目筛选、完备的融资方案、科学的风险分担、创新的盈利模式等。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即使将美国的限制因素考虑在内,G7在宏观经济、贸易和金融合作方面有价值的领域也将继续存在。同时,如果说服美国政府的尝试(即G7经济合作符合所有成员的利益)失败,其它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做好凭自身力量继续行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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