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促进小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方面提供了领先的国际范例,同时也列举了印度各邦在扩大微型和小型企业供应商基础方面的最佳实践。最后,本文为印度各邦制定和修改其采购政策提供了21条建议。
2018年至202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增加了5倍,但关税未能让这两个经济体脱钩。事实上,这些关税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附带损害,并没有迫使中国改变其经济政策。
如果美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河内将不得不推动与越南企业的贸易协定,同时提醒这些企业过度依赖对华贸易的风险。如果越南能够以美国进口来替代从中国进口,将减少其供应链的脆弱性,并可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使美越关系免受未来政府可能将贸易逆差重新政治化的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的立法文本中有几项条款,鼓励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和回流。这并不奇怪,因为拜登总统从一开始就把气候行动框定为,为美国人提供高质量就业机会。但是,这些条款对待国内制造商与外国制造商的方式不同:为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在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提供更高信用额度。
解决国际税收体系问题——以及避税问题——是全世界和美国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全球税制改革理论上有统一愿景。最近七国集团和130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达成协议,要求各国将全球最低公司税设定在15%。该协议为建立更公平的税收制度和限制大公司避税设定了重要标准。
航空旅行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增长来源,许多组织在努力减少商务旅行活动。本文讨论各种组织如何对航空旅行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测量,制定基于科学减排目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数据准确性和效率。
在整个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政府已转向私有化疫苗接种计划,以补充直接向公民提供的免费疫苗。然而,这一战略加剧了其他问题,包括获取不公、统计不准确和腐败。
华盛顿应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可信度。美国现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那些留在阿富汗的人走出去,减轻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对美国印太地区利益的影响。
近期公布的《2021年发展承诺指数》跟踪强大国家从发展融资到移民等8个重要领域的发展政策努力。发展承诺指数重点领域之一是环境,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对低收入国家人民尤其重要。在气候谈判关键年份,发展承诺指数可以告诉人们哪些国家在环境保护政策上做得很好,哪些国家还有改进空间。
越来越多公共、私人和民间领导人现在认识到,由地方主导的新政策和实践对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空间分歧至关重要。在继续促进复苏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使用更精细的分析,以解决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地理不平等问题,并将“地方”作为干预单位。
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推出数字市场法案。该方案与数字服务法案一起,旨在重塑美国科技巨头进入欧洲市场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可能阻碍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欧洲市场。数字市场法案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前竞争政策提案,将补充欧盟现有竞争监管法律结构。
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未来将建立在乌克兰改革进程这一漫长而艰难的基础上。泽伦斯基的前进道路充满挑战,但一场维护公共机构诚信和追究腐败行为者责任的有力运动,将使他能够获得美国和欧洲的援助,以及与欧洲大西洋机构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安格拉·默克尔执政16年之后,德国联邦选举即将到来,总理一职将被公开争夺。评估谁将接管该国似乎从未如此困难。但无论新政府由哪个政党组成,由谁担任总理,以及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性别平等问题将是议事日程的首要问题。
人工智能被用于财务管理和欺诈检测。先进算法可以发现异常和异常值,这些异常和异常值可以提交给人工调查人员,以确定是否真的发生欺诈。这是一种利用技术改进预算审计、人员绩效和组织活动的方法。
过去20年里,全球气候风险指数将孟加拉国列为世界上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第7严重的国家。在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相互作用下,沿海社区的孟加拉国人已经开始向内陆迁移,大部分向城市地区迁移。薄弱的地方治理、糟糕的城市管理和现有种族宗教紧张关系,加剧该国国内脆弱性,气候驱动的移民和贫困将推动或加剧冲突和人权挑战。
美国有成熟的卫生部门机构和保险和护理服务,这限制了未来潜在改革范围。现实的道路是采取渐进式方式:要么政府对保险和服务价格进行更严格监管,尤其是在私人保险领域。要么政府建立结构性市场,引导该行业医疗服务供应商自行制定具有竞争力价格。每一种选择在美国实际政治和行政程序中如何实施,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政府、多边组织以及重要私营部门采取集体行动,这有助于应对疫苗分配和数据收集相关具体挑战,以最大限度提高全球疫苗接种率。
本文重点讨论“监管沙盒”。“监管沙盒”指一种“安全空间”,现有和新进入企业可以通过它测试创新产品或服务,而不必遵守强加于传统产品或服务的监管条件。这可能是对视听数字产业进行更明智监管的一步。考虑到拉美音像数字产业今天的发展潜力,并考虑到其坚实制度和现代激励措施,尝试这些措施是值得的。
阿富汗和平与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没有人想要混乱、崩溃、外逃和饥饿。那么,人们能够、应该做些什么?每个国家都将努力采取行动,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取得很大进展,但他们可以决定支持国际机构采取行动。
许多二十国集团国家都是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国。如果它们行动得更早,可能至少会放慢病毒向较贫穷国家扩散的速度。更可怕的是,它们未能致力于尽快为全世界接种疫苗,从而形成了一种自我挫败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很可能会释放出传染性更强和危害更大的病毒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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