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二十年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四架飞机决定了这二十年的国际政治、情报、经济,当然还有西方的政策。如今,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全世界都在反思,付出成千上万生命、数百万难民和数十亿美元预算这样大的牺牲是否值得,更重要的是,反恐战争是否起到了让国际恐怖主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作用。
美军撤出阿富汗是必然的,但撤军的混乱局面堪称一场灾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未能与盟友协商,因此与欧洲产生了新的裂痕。但这一跨大西洋裂痕将被弥合,因为每一方都对修复损害感兴趣。阿富汗的溃退表明,欧洲在安全领域几乎不存在独立的战略参与者。因此,欧盟需要发展其战略自主权和功能齐全的共同庇护制度。
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后,现任总统拜登结束了在阿富汗的长期战争并终结了一个旨在重塑其他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干预主义的国家建设政策走向了消亡。
欧盟与印度之间的历史政治合作一直以温和的忽视和未实现的潜力为特征。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为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加强欧盟-印度合作和重新调整政治关系提供了潜在途径。本政策简报讨论了欧盟与印度如何在其国内转型之外合作,以降低风险并加强更广泛地区的安全。
与西方不同,中亚国家多年来一直在为塔利班重返阿富汗做准备,建立外交关系并加强国内安全,但塔利班此次接管使它们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不同参与者加入寻求塑造阿富汗未来的地区权力博弈,一个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着眼于在协调其成员的反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欧盟公民福祉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人口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无工作公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为保持养老金水平稳定,工作人口必须承担的资源份额也增加。这些资源取决于工人的社会保险缴款总额,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寿命。作者分析了2019年欧盟国家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工作寿命。
20年后,摧毁双子塔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民主国家还没有想出有效的斗争策略。恐怖主义威胁既没有减少,西方也没有找到打击恐怖主义的策略。而我们应当从前人在这场斗争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2021年是欧洲与中东和北非地区邻国合作的关键一年。然而,它并没有解决其自身目标之间的冲突。将合作重点放在社会契约上将有助于克服此类冲突。
2020年上半年,各国政府对最不发达国家等所依赖的基本医疗用品和食品实施了数十项出口限制。尽管其中一些限制措施随后被取消,但供应给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基本商品存在永久性减少的巨大风险,因为当前关于出口管制的多边贸易规则并未具体要求其恢复到疫前状态。
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政府的迅速垮台准备不足,但现在国际捐助国政府需要迅速决定如何应对该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必须跟在联合国后面,团结应对阿富汗局势,与喀布尔的新政府进行接触。
塔利班迅速掌权破坏了拜登试图重建的全球领袖形象。阿富汗局势可能会影响美国政府减少或完全终止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计划。从长远来看,美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军事介入重新增加,因为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的威胁很有可能加大。
本文审视了对实现气候目标所需投资的多重估计,并讨论了投资的宏观经济相关性,以及已经用于更换现有基础设施的资金。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气候中和将需要对能源和交通系统进行额外投资,其投资额占GDP的百分比将较目前水平高 2个百分点。
全球变暖将扩大热带地区,改变亚热带地区的降雨模式。全球升温让地球两极变暖,高纬度陆地正日益变暖。作为回应,农作物种植范围正向两极扩展。向两级扩张的农田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气候变化可能对农业造成的损害。尽管如此,如果食物要像今天一样保持丰富、多样和负担得起,就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调整。
西方希望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让塔利班规范行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暂停对阿富汗援助,美国也冻结了阿富汗的外汇储备。鉴于此,尽管塔利班的开销比旧政权少,但他们仍将面临紧缩和外汇短缺情况。目前,货币贬值已导致阿富汗国内物价暴涨。然而,对于塔利班来说,西方并不是现金、承认和合作的唯一提供者。
9月3日,菅义伟宣布,将不参加下一届自民党总裁职位的竞选。这意味着,菅义伟退出了下一任日本首相职位的角逐。菅义伟的离开让自民党领导层和日本的政治未来处于动荡之中。
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之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将继续以不同步伐和方式,以与现有对叙利亚制裁措施一致的方式推进自己的行动。何时达成解决方案,将取决于美国。
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开始引进高超音速武器,即运行速度超过5马赫(1.5千米/秒)的导弹。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进攻性项目远远落后于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速度。因此,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同时,美国人也在研究针对这种威胁的主动防御。到目前为止,五角大楼几乎没有透露其高超音速防御项目。
东部伙伴关系(EaP)国家的经济状况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恶化,其人口的低疫苗接种水平阻碍了经济复苏。7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提出了EaP经济和投资计划,以减轻疫情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德国市政当局越来越多地参与德国和国外的发展政策工作,这种参与的性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然而,人们对这些活动的背景或类型知之甚少。在此背景下,德国发展研究所对德国的市政发展政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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