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中国问题专家希娜·格雷滕斯说:“美国对亚洲的贸易政策确实出现了真空。亚洲正在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将中国纳入其中,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
中国2021年对私营企业实施监管限制的浪潮,被视为向新经济体制的决定性转变,在这一体制中,国有企业发挥着更大作用。但中国的私营部门真的被压垮了吗?作者进行的一项研究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中国最大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快于国有企业。
近期,美洲对话组织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共同举办一场公众活动,探讨中国和拉丁美洲经济关系主要趋势。
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正采取进一步措施,通过增加获得认证的育制种基地的数量来打破本国粮食生产的瓶颈,争取实现种子自给自足。
很少有公司会像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样把如此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于研发,因为对华为来说,研发新技术事关挫败美国对其实施的严厉贸易和投资制裁。
新首都项目能否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该项目无疑可以为中国在道路、水坝、电力、清洁水、公共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成功的净零能源转型需要平衡一些优先事项,以维持经济增长。鉴于此,本土探讨了以下问题:什么因素促使中国更加重视能源安全?中国是否放弃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中国新的平衡战略会影响其气候目标吗?沙特阿拉伯在平衡中国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商品出口稳健增长,对经济复苏和工业发展构成强有力的支撑,推动能源需求逐步回升。政府出台了灵活性更强的能源管控政策,防止因碳减排而导致的拉闸限电和暂停生产。此外,推进工商业用户电价市场化改革,通过提高定价水平,助力发电企业。
中国的电动汽车正走出国门,驶向全世界。据官方统计,2021年中国乘用电动汽车出口量是上一年的2.6倍,达到499573辆,排在世界首位,是排名第二的德国的两倍多。
2022年4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稳定法》草案,以整合一系列旨在管理中国金融业风险的行政法规。这部法律条款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计划建立金融稳定基金,该基金将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支持,以分散金融稳定风险。两大央行的政策分歧将对两国增长前景、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产生不同影响,特别是对新兴市场。
本文基于公司层面的数据记录了中国企业格局近期的结构性变化,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提供了补充视角。作者使用保守的私营部门定义,将2004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公司(按收入计算,基于《财富》世界500强排名)和2010年以来按市值计算的最大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确定哪些设备仍可出口到中国十分困难,但如果管控奏效,中国芯片制造商将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西方。美国也可实现压制中国半导体发展的目标,同时将对本国产业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申长雨4月24日表示,2021年,中国共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平均每万人拥有7.5件高价值专利,几乎是2017年的2倍。申长雨称:“特别是在多个细分指标上表现良好……表明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这表明全球创新地理正在东移。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一马当先。它显然希望在向清洁能源过渡和对抗气候变化方面成为领头羊。中国政府承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中国必须在能源需求上升与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在气候变化、全球贸易争端以及现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北京加强了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包括努力保护该国最宝贵的土地。到2025年,中国计划把将近670万公顷黑土地中的有机物增加10%。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对粮食安全高度警觉,那就是中国。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吉纳维芙·唐纳伦-梅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上撰文指出的,中国对粮食安全的执念从1949年一直持续到今天。
自从在一年前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以来,中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展示其转型雄心。不过,尽管中国似乎在认真对待其能源转型,但其气候承诺面临重大挑战,并且必须依赖比欧洲其他气候领导者更保守的方法。
美越关系正处于越战结束以来最佳阶段。越南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唯一的东南亚国家,美国制造商越来越多将越南视为中国的替代选择。在过去十年中,两国战略利益显著趋同,导致安全合作不断扩大。
本文探讨可能支持或阻碍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因素。本文使用三阶段框架来分析生产和使用创新的过程。这三个阶段是:输入动员阶段,研发阶段,输出实现阶段。
澳大利亚国内有约120万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近期进行的有关澳大利亚华人的调查的五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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