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石燃料到低碳能源的转变将依赖于关键矿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50年这些矿物的消费量可能会增加6倍。届时能源相关资源的贸易将主要由关键矿物组成,而不是石油和天然气。按价值计算,这个市场的价值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帮助和保护这一体系是美国一个主要目标。
超级计算机长期以来一直用于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计算密集型项目。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兴起,对这些功能强大计算机的需求越来越大,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也在迅速提高。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这些高性能设备处理能力的增长密不可分。本文研究每个国家如何准备满足其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目标。
当小国陷入日益加剧的美中对抗之中,往往会试图保持四平八稳的姿态,不管它们更倾向于哪边。但在东南亚,柬埔寨是个例外。它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充满阳光,而与美国的关系则风雨交加。
在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相继离世却没有明确继任者的情况下,拜登获取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加困难。
新的全球秩序将中国定位为世界大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对新技术的开发有一种特别的执着。这一点在年轻的城市深圳身上也有体现,在那里,未来是主角。人们在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以及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未来的畅想。
中国经济可能正在放缓,但今后有很大空间取得稳健表现。市场的一致预测集中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2021年达到8.1%之后,今年将放缓至约5%。但是,在采取正确政策的情况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可能会被轻松抬高。
美国1980年专利和商标法律修订案,即杜拜法案(Bayh-Dole Act),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创新者和发明家最重要的立法。它在应对来自日本竞争力的挑战,更新美国创新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美国今天面对来自中国的创新挑战时,这项立法的经验教训再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内市场广阔,拥有众多技术型年轻用户,有着许多创新案例,过去10年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引领者。
2021年12月3日,滴滴顺应中国有关部门的号召,宣布将从美国退市,并将转至香港交易所上市。自首次公开募股以来,滴滴多次遭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因为在美上市将其置于美国金融机构的管辖范围内。不可避免地,这种管辖权重叠对于中国安全机构来说是敏感的,他们认为对滴滴位置数据的任何访问都是国家安全问题。
本政策简报审视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关系的最新发展,并概述了双方现有的非经济关系,以便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加强两个地区间共同关系的潜力结合起来。
据估计,有多达20到40家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约40个国家和地区运营,中国国内运营的私营安保公司超过7000家。在中国基础设施和海外中国公民面临威胁日益增加,以及中国政府不愿在海外部署军队的背景下,私营安保公司是中国向海外投送权力的有利工具。
本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政府政策和产业集群是促进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中国未来10年在技术标准化领域的发展雄心。《纲要》强调,中国需促进高科技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开放,同时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纲要》,人们可一窥中国政府的技术标准战略方针。
中国和美国占全球碳排放40%。中美两国共同采取积极气候行动,将决定世界能否避免最糟糕气候变化情景的命运。如果美国只作出承诺,却未能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那么将无法在未来绿色全球经济的规则中拥有发言权,也将无法在许多市场中获得同样的准入和主导地位。
中国坚定地在巴尔干南部和希腊建立了存在感,在东欧深化了与非欧盟和非北约国家的伙伴关系——例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现在又在北非开辟了新领域。与美国注重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美国在80多个国家设有750个基地)不同,中国的目标不是为了谋求霸权,而是为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其增长轨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2年1月4日至7日展开了对厄立特里亚、肯尼亚和科摩罗的访问。但此次访问并非一切照常。它标志的是中国在非洲之角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该地区现在成为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漩涡。王毅披露了中国支持全方位应对该地区动荡局面、确保可持续安全和支持发展的构想。
担忧疫情引发去全球化,尤其担心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别处,这种担忧情绪推动了脱钩论。然而,粗略地看一下过去几年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向就会发现,脱钩论经不起推敲。
在新兴经济体背负着创纪录债务、公共财政状况不佳之际,其借贷条件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全球“一切”(everything)资产价格泡沫可能破裂,中国以房地产和信贷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失去动力。由于中国是世界最大国际大宗商品消费国,其经济的任何显着放缓都可能严重影响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
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1年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而美国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差距缩小,并将在2022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只有经济政策,而不是防务政策,才能解决发展、疫后复苏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困扰着亚洲决策者。这恰恰是迄今为止美国参与亚洲事务所遇到的麻烦:美国没有针对该地区的经济战略,至少自奥巴马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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