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快速城市化,水和卫生服务的供给成为了一大难题。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政府无法提供必须的服务。与此同时,由于风险和低回报,私营部门不愿在供水和公共卫生上投资。此外,在供水和公共卫生方面公私伙伴关系取得的成果也好坏参半。因此,确保公共卫生的可持续性成为了一个特别具有挑战的问题。
虚假信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文章指出,通过网络进行的社会操纵行为和传播的虚假信息会改变基本的社会机制,并威胁到基础的民主结构。本文概述了新兴的网络媒介安全威胁,以及这些威胁的社会和认知动态。
当被问及是否可能把墨西哥的贩毒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发动无人机袭击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我不想说我要做什么,但它们会被列为恐怖组织。”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回答激怒了墨西哥政府,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回应到,墨西哥可以与美国合作,但拒绝美国的干预。
答疑解惑已成中国学者近年学术交流的常态。对已提出6年多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仍然渴求来自中国视角的深刻解读和阐释。但现实是,中国学界尚未能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甚至出现以政策解读代替学术研究、以区域宏论遮蔽国别研究、以西方理论淹没中国思想、以动态报告否认静态研究等现象。
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表明,贸易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与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相比,其他因素(例如战争、经济危机等)通常在引发人口迁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移民总是对贸易流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相反,贸易协定对移民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
绝大多数美国公众认为应该谨慎管理人工智能。然而,正如本文中三个案例研究所示,对于如何适当监管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公众意见不一。事实上,群体对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支持可能会掩盖一些亚群体的反对意见。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正极大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因此,实现负担得起的、充足的和可持续的老年收入支持机制成为了一大战略挑战。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是老年经济安全的基石。本文回顾了中国“十三五”期间在加强国家养老保险体系方面取得的进展。
2016年,英国选民投票通过了脱欧公投。三年之后,英国仍未找到摆脱自我造成的政治混乱的出路——两位首相离任,整个国家以及两个主要政党也分为了脱欧和留欧两个阵营。这表明英国国内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代表了英国对脱欧代价的彻底误判。
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模式面临两个主要挑战。首先,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正在挑战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其次,免费开放的互联网建立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的信息流的理念之上,控制和限制用户可访问信息类型的努力对其构成威胁。本文旨在提出这些挑战并分析其对未来互联网治理的潜在影响。
20世纪中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为理所当然,部分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国际机构对促进经济开放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过去十年,当前世界经济的治理体系开始遇到系统性的瓶颈和局限性,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就是例证。这些发展使人们对当前全球经济架构的无缝性和结局提出了质疑。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是数十年前相关决定的结果。但是,从那时起,技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政治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德国决策者而言,互联网基础设施未来发展中的三个冲突尤为重要。
低社会流动性不利于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流动性还影响生活满意度、福祉和社会凝聚力。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和经济变革正在改变全球就业、教育和社会保护的性质。当人们开始应对这些变革并开始设计未来政策时,应从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均等性的角度进行考量。
德里的城市环境日趋恶化,空气污染、水质、废物管理、住房短缺、犯罪等问题日益加剧。就空气污染而言,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令人担忧的是,德里恰好是国家首都,拥有最重要的机构,最重要的人和最关键的国家决策中心。因此,在尽全力使城市持续运转的同时,有人建议迁都。迁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很多先例。
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的国际公共广播业务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缺乏战略眼光。与此同时,资金的缺乏也加剧了这一情况。忽视国际广播削弱了澳大利亚的软实力投射能力,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投射软实力的能力。
为数据付费这种安排有望减少剥削,并鼓励企业更有选择性地收集数据。这也提供一种机制,允许企业在必要时收集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模式能否解决人们关于企业如何处理他们数据的最紧迫焦虑,包括对隐私、安全和滥用的担忧。而且,为数据付费的安排很有可能在数据经济中引发新的数字鸿沟。
G20日益受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在许多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正威胁着财政机制的可持续性,包括税收设计、养老金,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因此需要及时进行结构改革。本文提出了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结构改革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宏观经济的完整性和具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
冷战后全球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即将结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加速,使全球大部分人口摆脱了贫困。在这个时期,互联网逐渐成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连通性,并改变了人类社会互动和组织的方式。但是,互联网现在提供的高度连通性有可能危及这些成就。
以往关于艾滋病治疗工作给家庭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身上。但新的研究表明,艾滋病治疗工作可以给整个社区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似乎也减少了女性的无偿护理工作。
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effreySinger发表题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让抗艾滋病药物成为非处方药》的文章称,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应让PrEP和暴露后预防药(PEP)成为非处方药。
亚洲的教育体系存在巨大的鸿沟。东南亚国家的教育“贫困”显然是“亚洲世纪”到来的一大障碍。PISA的测试结果表明,亚洲的先行发展国家/地区拥有着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但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口正在下降,增长相对放缓。虽然东南亚国家和印度正在迎头追赶,但其教育体系的质量依然不堪,这将大大限制亚洲未来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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