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表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产业发展,只有产业发展才可能实现公平就业、政府税收增加和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可为中国产业提供更加开阔的国际舞台,释放国内产业的能量,推动中国相关产业走向国际,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中巴经济走廊(CPEC)旨在通过公路、铁路和管道网络以及伴随而来的能源、工业和其它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来促进与巴基斯坦的互联互通。CPEC也将通过连接中国的喀什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来帮助打通中国与印度洋的陆上贸易之路。
斯里兰卡政府扩大了政治中心并隔离了强硬的民粹分子,但改革的窗口已开始关闭。如果斯里兰卡打算抓住这此前所未有的改革机遇,就需要采取更加大胆,更加合适的协调政策,恢复民众支持。
俄罗斯政府希望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塑造成欧洲―太平洋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这是对全球实力转移至亚洲的务实反应,也建立在俄中关系日益发展的基础之上。
金琦表示,第一,金融首先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支持“一带一路”,要对接各国的发展需求。第二,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数据显示,10%的基础设施增长会带动GDP的1个百分点。第三,要支持国际产业合作。尤其要发挥资本走出去的带动作用,资本走出去支持中国优质资产、装备、技术的对外投资,可提升我国企业的运营管理水平,引入发达国家高端产业技术,加速国内的产业链升级,并撬动多方资本,拉动有效需求。第四,金融应该支持绿色经济和谐发展。
龙永图表示,城市联盟特别强调为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和工业园区服务,并正在逐渐完善自己的一整套机制,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未来将发挥国际交流的平台作用和全方位合作的推动作用。
龙永图介绍,中国企业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方面能力很强,也有充沛的资金支持。这对于很多亟待改善城市交通状况的城市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此外,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甚至核电站的建设,中国的企业都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完全可以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提供服务。
巴西的经济和政治长期以来都是在玩火。现在,全球都在冒着引火烧身的风险等待巴西自行解决该国的危机。
外国的跨国公司对“一带一路”兴趣很高,因此我们可以把美国和欧洲公司和我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我们赚钱可能会少赚一点,但是风险也小很多。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大公司不愿意带着人家玩,因此我在几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和这些外国公司合作。过去是人家将业务分包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分包人家,或者是成立合资公司来做这些项目。降低风险,这样才能更可持续。
沙特石油部长换人标志着该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更迭的新进展。此番换帅意义重大,与沙特的经济转型计划“愿景2030”密切相关,而该计划又是在全球商品市场发生全面转折的大背景下成型的。
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迅速崛起。许多人担心,中国会成为肯尼亚经济的噩梦。
这一投资举动显示,苹果公司的兴趣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商业行为。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苹果公司公布这一协议的意愿及其快速转变暗示了它的第二个投资动机:向中国政府表明其愿意支持当地企业”。
任何打算彻底重组伊拉克的计划都必须深思熟虑、考虑周全。伊拉克的主权应当得到维护。正如伊拉克驻美大使所言,一个统一的伊拉克是击败“伊斯兰国”最大的希望,也将能够反过来帮助美国实现其在中东的战略目标。
尼印两国毗邻而立,但国土规模悬殊,尼泊尔一直为印度实力所惧。因此,印度有责任修好两国关系。反印思潮在尼泊尔政治占据主流,但合理疏导可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尼印关系如今似乎急转直下,但两国紧密相连,不应放任这一局势恶化。作为实力较强的一方,印度有责任扭转这一局面。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可能会较量多年。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美国保持冷静,坚定决心,在这一把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分隔开来的问题上,耐心的寻找妥协,那么这种关系也是可以容忍的。
本文分析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全面经济贸易协议”和贸易多边主义间的关系。认为区域贸易协议可以被视作对多边主义的一种冲击。同时,根据贸易多边主义法律基石的主旨和目标,这种冲击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
自2013年11月至今,笔者在参加“一带一路”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受到“一带一路”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很多认知错误不断地发酵、传染……。这些认知错误如不纠正,必然会导致“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窘境。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指引中国突破“半核心国家”的困境,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全球化战略。或许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具体提法会发生改变,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设定的战略意图、基本内容、行动框架和组织准备,都是中国全球化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其最重要的(或至少是关键的)经济伙伴第一次不是其盟国,甚至连同样广泛的联盟网的一部分都算不上。澳大利亚的主要盟国――二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对澳大利亚的繁荣和安全极为重要。然而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则寄托在中国身上,虽然其安全仍建立在与美国的联盟之上。
事实上,德国的未来可能从两个方面发展开来。一方面是德国未能在社会和经济上融合难民、政治不满情绪飙升、新难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另一个可能性是德国把难民挑战转化为成功的机会。未来将看哪一种可能性更能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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