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研究所专家Tim Huxley在《应对仇外民粹主义:新加坡的经验教训》一文中表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2月4日在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会议上的演讲显示了该国政府对当前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挑战的敏锐认识。李显龙表示,新加坡的成功受益于开放的贸易环境、亚洲的和平,以及各国以公平规则竞争的国际秩序。
罗伊研究所专家Matthew Dal Santo在《伦齐的公投和欧元的未来》一文中表示,意大利选民在公投中拒绝了意大利总理伦齐提出的宪法改革方案。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了获得使用欧元购买生活用品的特权,你究竟愿意做出多少牺牲?”
乌克兰可以改革,但从现在开始,推动进步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继续改革进程,乌克兰需要外部支持。乌克兰的西方盟友须准备提高条件水平,同时确保在条件得到满足时,能充分履行承诺。在这一方面,欧盟延迟给予乌克兰免签证旅行则是一负面例子。
事实是,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至少,削弱了俄罗斯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信誉。放弃对俄制裁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长期利益背道而驰,维持对俄制裁能继续削弱其在经济上整合中亚的能力。
罗伊研究所专家Bob Bowker在《中东外交:必须将阿萨德考虑在内》一文中表示,2017年叙利亚暴力程度可能有所减退,中东政治和外交的事务性质与困境将更加明显。安卡拉、莫斯科、德黑兰之间将出现基于利益的和解与摩擦。也许,阿勒颇沦陷后国际社会将面临的最大困境将是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后果。
因此,韩国民主化后的几任总统,都难以逃脱当权者家人、亲信以权谋私的魔咒。金泳三总统的儿子因贪腐而入狱,从而影响到金泳三总统的政治声誉。一生清廉的金大中总统,也因为其儿子的贪腐行为而蒙羞。卢武铉总统的经历更是一场悲剧,他本人曾经被短暂弹劾,最后也因为贪腐行为而自杀身亡。李明博总统则被人调侃为道歉总统,五年总统道歉了七次。
NBC近日称,在当选总统正式宣布提名之前,没有任何事情是最终决定的。而美国参议院已经警告将对蒂勒森的任命进行严格审查,因为蒂勒森“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梅内德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蒂勒森若获任“将为普京主导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积极的同谋”。
英国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Gustav Gressel在《奥地利大选结果难以平息欧洲民粹浪潮》一文中表示,12月4日,奥地利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前绿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击败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获选。
作者指出,美国坚持永久孤立厄立特里亚并未对后者遭受广泛批评的人权状况产生预期效果。相反,继续实施孤立政策给美国带来诸多中期风险。此外,因埃塞俄比亚越来越不稳定,而南苏丹和索马里政府持续失灵,华盛顿与阿斯马拉建立联系蕴含的战略利益从未像现在这样大。
由于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国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快速衰落,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势头已然停止。俄罗斯作为该地区经济霸主的作用已经消失。所有中亚国家都像俄罗斯人一样感受到衰退,正寻求其他途径来确保经济前景。与此同时,一系列其他行为者(尤其是中国)也在加强对中亚的经济影响。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Fredrik Wesslau在《欧洲自由秩序所面临的压力》一文中表示,欧洲的自由秩序可能无法承受来自多方的压力,甚至有可能会在明年崩溃。在欧洲内部,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正力图击退自由秩序。这种反叛受到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积极支持,并且现在看来似乎将获得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的支持。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Khaled Yacoub Oweis和Heiko Wimmen在《叙利亚盟友的不安》一文中表示,阿勒颇的围攻以及反对势力区域的不断沦陷,使叙利亚叛军陷入困境:如果他们希望顶住阿萨德政权及其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者,他们就不能放弃极端主义圣战组织的支持。
美国在亚太的挑战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积极行动的可能性。有力、有效的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是美国在亚太战略的重点。然而,对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来说,障碍将会更加令人退缩,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亚太地区。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Promising Visions和Murky Realities在《乌克兰的“去寡头化”》一文中表示,2015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实行“去寡头化”政策。
1月份美国政府换届为调整其非洲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系列战略论文旨在充实公众辩论,就当前巨大的战略挑战凝聚共识,并有助于美国和盟国政府、私营和非盈利部门及全球媒体形成战略思维。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专家Cristina Varriale在《特朗普和亚洲:日韩的核扩散前景》一文中表示,继朝鲜本年度进行两次核试验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选举活动期间警告各亚洲盟国,不能以“搭便车”的姿态依赖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自己,此后外界对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讨论愈演愈烈。
21世纪初的两场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奥巴马对美国传统的中东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一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二是缓和与伊朗的关系;三是减少对传统盟友沙特的依赖;四是积极推动以巴两国方案。但奥巴马执政八年,壮志未酬,至少在中东问题上是这样。
这也是安倍首相向奥巴马总统送去的告别礼物。奥巴马时代,美日同盟关系可谓历史最好,因为两国在制衡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共识。日本在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方面力挺在前,奥巴马总统则放任安倍首相错误的历史观和放宽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使安倍首相的正常国家化理想一点点成为现实。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专家Oded Eran在《约旦-以色列关系:政治僵局阴影下的正常化》一文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在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上取得进展,这表明将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三边关系中经济和基础设施问题与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进展相分离存在积极的内在潜力。
巴基斯坦是否会因印度推行的使其边缘化的举措而约束自身的行为尚不清楚。毕竟,巴基斯坦有中国的支持。对于印度外交而言,让巴基斯坦远离中国是一个挑战。在“亚洲之心”会议上成功孤立巴基斯坦后,莫迪政府必须更有创意地说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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