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9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

事实上,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件事,但是基本上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宏观分析模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外的模型只关心短期,不关心长期,它们不关心改革,不关心体制和治理结构,并且只注意定量分析,不注意定性分析。

我们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几百个核心方程逐一检视,或修改,或推倒重建,并加入中国特有元素,构建出为中国宏观经济量身打造的独特分析框架和模型。它既考虑经济发展稳定及风险控制,又考虑结构和体制转型,既有实证也有理论,既定量也定性,既考虑短期政策又考虑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因素。

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是稳定,我们的模型为政府机构、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有益智慧。

我们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走势做了一些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实体经济遇到一些发展的困境和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持续下行,而近一年来中国经济走势又呈现向好的“转头”趋势。不过伴随着潜在的增速,风险也在增加,包括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债务风险里面又分为企业债务、地方债务等。现在媒体、政府部门都很关心企业债务、地方债务问题,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债务,就是消费方面的家庭债务风险。这个风险很可能比企业债务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还要严重些。此外还有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杠杆的风险,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放缓都有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结构的原因比如科学技术发展放缓等,我们的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原因以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式问题,这些也是导致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因素。

两年前,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经济放缓的五个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吃紧,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及垄断,加上政府决策管理问题包括施政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我们的模型,对上述五个因素都有详细的量化分析。

上述五个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第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包括需求、产业、市场结构失衡。中国的转型驱动具有发展滞后性,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变成发达国家,必须从要素驱动走向效益驱动,到最后是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失衡问题,重中之重是控制好这种失衡;第二是体制结构失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等体制性失衡现象依然突出;第三是治理结构失衡。不能否认,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社会伦理、生态环境、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利益摩擦等阻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以上三个失衡层层递进,经济失衡是表象,体制失衡是深层次原因,治理失衡是根源,这三个失衡问题需要得到有力的解决。我们要防止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

以上五个原因和三个失衡是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和成因的基本判断,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国外也是一样。现在美国、欧洲,甚至新兴经济体经济情况,比十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要好很多,但为什么整体上还是持续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恐怕成了全世界的通病。

怎么办?尽管中国经济改革面临很多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稳中有进,让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要激活创新力,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这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我们模型分析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率相差3个百分点。在近40年前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心里没底,而结果却是经济增长率从4%上升了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7%以上。这就是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差距的直接体现。

总的来说,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下一步重要的关键领域有三个,分别是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我们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活力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心骨,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力军;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以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地方财政体系发生扭曲,这些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和有效加以解决。(作者:田国强  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