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外交政策引起丹麦和欧盟的警觉，同样，中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也带来新的挑战。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丹麦必须与之保持合作：脱钩不是解决之道。但是，如何应对中国对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经济竞争力、福利和国内民主价值观构成的风险，则需要进一步的辩论并研究新的应对措施。
随着近年来中国成长地更加强大和自信，今天，这些国家——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也在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没有与美国缔结条约的国家合作。因此，区域行动者之间正在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新联系和安全承诺，对美国、中国和印太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认为，中国财富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代表了国际政治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崛起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影响令人担忧。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这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
印度、印尼、菲律宾、阿富汗等多个亚洲国家会在2019年举行大选。值得注意的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塑造许多国家的选举话语——中国成为了许多国家重新绘制国内政治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
研究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加剧导致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这与2016年Bloom et al.等欧洲企业的研究结果一致。日本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同时摆脱了中国拥有更多相对优势的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相比之下，专注于日本国内市场的公司完全不受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崛起，制造业就业岗位出现了可观的增长，这似乎在推动韩国制造业就业出现反弹趋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崛起，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格局正在快速变动。对于日本与印度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中国的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比发达国家设计的区域贸易协定更好，但在地缘政治上全面倒向中国对印度而言是不利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基于规则的区域（或国际）秩序的含义以及中国对现有秩序的规范和模式的认可程度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产生了三种主要的观点派别：现实主义派、国际主义派和建构主义派。
中国已成为解释合作、多边主义和发展的另一种方式的提供者，而不是与现有多边机构发生冲突，中国方式也是现有多边机构的补充。问题在于，西方是否已准备好应对中国以及它提出的新多边合作模式。
中国的外交政策行为由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感和文化影响决定，结合了现实政治和儒家思想。中国领导层在阐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时运用了三个关键理念：民族复兴、地球村和中国贡献。
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国际事务的主宰吗？亚洲最杰出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之一马凯硕认为，尽管西方曾经赢得了主宰，但现在正在失去主宰地位，且需要接受自己的衰落。然而，马凯硕对中国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现实是，中国内部存在人口、环境等方面的挑战。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其未来增长轨迹的担忧。
作者认为，由于中国高质量产品贸易的增加，过去十年中国和欧洲在拉美的竞争程度有所上升。作者探讨了中国是否是欧洲在拉美的一个日益相关的竞争者及在哪些领域中欧竞争更加激烈的问题。
随着新加坡和世界其它地区适应崛起的中国，以及东南亚在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中的独特地位，新加坡需要回到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历史位置并将商业驻足在马来语的世界当中。
中美两国领导人观点的不对称让中国领导人成为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的楷模。美国的失误与中国在社会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及中国日益加强对软实力的应用都表明这个亚洲巨人正在崛起。
本文聚焦新国际机构建设，特别提到：中国如何用新的国际机构推动自身利益？文章还探讨了中国是否会建立一系列的“反霸权”机构，从而成功挑战——反对和削弱——-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区域机构以及其维持的秩序。
美国可以毫不犹豫地欢迎大量中国投资，它们的存在对美国工人、企业、社区和消费者大有好处。Pant在《来自中国的挑战》一文中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控制该国内外政策的多重挑战，中国崛起将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
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可能正在接近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美国及其盟友应该逐渐并更正式地接受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共同支持者，同时利用中国崛起作为激励，并在必要时实行关键标准。三个明确的原则是不侵略、法治和公平贸易惯例，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各个范畴使中国官员按照他们的期待参与行动。
自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美国以来，其已尝试各种策略来抑制衰落。例如，美国提出同中国结成“G2”联盟及其意在同中国对峙的“战略转向”。上述两个策略的效果并不乐观。
美国及其盟友应该逐渐并更正式地接受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共同支持者，同时利用中国崛起作为激励，并在必要时实行关键标准。三个明确的原则是不侵略、法治和公平贸易惯例，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各个范畴使中国官员按照他们的期待参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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