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影响亚洲主要国家的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因素，其中重点研究了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开发的项目。通过研究银行贷款对PPP项目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将私人融资扩展到基础设施领域的关键方面。
新的职业和部门正在出现。其中许多职业符合非标准雇佣的条件。该如何确保非标准雇佣工人的社会保障？这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对此，本文提出了应该考虑并尽快采取行动的四个关键点。
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尤其是在马尼拉以外地区）阻碍外国投资，也阻碍经济实现更快增长。菲政府正通过“建设、建设、建设”计划解决该问题，打算到2022年将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6年的5.1%提高到7.4%。
本文确定了可再生能源融资的新兴途径及固有挑战。印度可再生能源融资面临着多重难题，印度当前金融市场的性质和可再生能源部门的特定问题造就了这些难题。
本文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管理气候风险所采取的方法，并提出了在这一资本市场中提高气候意识的政策。本文回顾了在发达资本市场和发展中资本市场采用这些战略的证据，分析了每个促进可持续的气候实践策略的优缺点，并确定了最佳实践。
本文区分了私营部门投资和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利用2004-2016年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多层次数据，本文调查了4种财政和金融政策工具(i)上网电价、(ii)税收、(iii)贷款、(iv)赠款和补贴对可再生能源私人投资的影响。
绿色可再生能源项目往往被视为高风险，低回报的项目。因此，它们往往难以获得资金，这也是亚洲绿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障碍。消除这种融资障碍即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
东南亚各国政府试图在公私伙伴关系中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利用其能力和创新资源。支持公私伙伴关系实施的主要因素包括有利的商业环境、良好的治理、创新的金融计划和公共部门适当管理公私伙伴关系的能力。
本文分析了2007年至2017年日元和美元交叉货币互换市场的偏差。利用货币市场相关金融变量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变量的周频率数据，本文分析了收益差异和不同风险类型对跨货币基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收益率的差异，特别是短期和中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差异，是后危机时期跨货币基础的量化相关驱动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的金融包容水平较低：多数家庭和企业通常使用非正规储蓄和借款，鲜有使用数字金融产品。高额融资成本是首要原因。该国家庭（多数为穆斯林家庭）因宗教原因不能使用正规金融，而复杂的申请程序和高抵押要求则让该国企业不愿使用正规金融。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的金融包容在供应上就受到了限制。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副行长张文才15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亚行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在各有关国家和多边机构间加强协调，推动现有机制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配合。
本文概述了东盟粮食安全保障储备协定（AFSR）、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APTERR)协议的制度历史，并讨论了它们的主要特征、约束力和争端解决机制。
决策者有必要为绿色债券制定广泛接受的绿色定义和标准。这样做将有助于对绿色债券作出更准确的定价，从而鼓励发行者和投资者更多地参与、促进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光伏潜力，需要在非公用事业市场推广技术应用，但这需要其它融资方式。本文从融资工具的适用性和投资机制角度，分析引入光伏设施不同金融方案的优缺点。
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旨在通过确定和实施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具体合作项目来加快经济发展。
分析表明，在使用基于传统财务信息的违约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基于银行账户信息的模型可以提高违约预测的准确性。
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将继续推动亚洲未来的繁荣。过去25年里，科技进步改变了亚洲20亿强大的劳动力市场，每年在工业和服务业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伴随着这些新工作的是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以及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
发展中国家运作良好的企业债券市场可为基础设施发展中的公私伙伴关系（PPP）投资提供长期融资。
公私伙伴关系能对基础设施发展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产生作用，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宏观经济效益。
在亚太地区，亚洲开发银行的38个发展中成员国（DMC）承诺根据《巴黎协定》通过的国家自主贡献（NDC）采取减排行动。本文评估了国家自主贡献对亚行发展中成员国能源部门的影响，并说明了推行国家自主贡献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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