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竞选期间，工党承诺在四年内向东南亚提供4.7亿美元的援助，标志着它试图重新与该地区接触。工党还承诺任命一名高级东南亚巡回特使。现在，工党执政，这些承诺注定会成为政策。但是，把援助作为弥合战略分歧的工具是有风险的。
尽管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对澳大利亚许多政策制定者和民选官员来说，它仍然是一个盲点。鉴于此，澳大利亚应该制定一份明确界定的中东政策，以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及与该地区的人文联系为支柱。
澳大利亚下一届政府需要找到不依赖地缘政治结盟方式与东南亚地区建立联系。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不坏。然而，澳大利亚下一届政府，应该深入挖掘与东南亚关系，看看这种关系是否像看上去那样牢固。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澳大利亚总理或外长可以愉快地出现在该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并受到热烈欢迎。然而，澳大利亚下届政府最好去深度挖掘并探讨一个问题：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否像看上去那样牢固。
澳美英联盟（AUKUS）不利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并危及其国家安全。澳美英联盟可能影响澳大利亚的外交决策，给政府更少的选择，这并不可取。历史记录表明，澳大利亚在安全关系上需要更强的独立性，在军事上需要与美国保持更大的距离。
上个月，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大张旗鼓地宣布建立“澳英美联盟”，这是一项意在对抗中国的安全协议。随着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亚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像堪培拉那样积极支持华盛顿，并努力召集其他国家参与这项事业。
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将由中国主宰，堪培拉支持华盛顿与中国的对抗是不明智的，美国可能无法赢得胜利。澳大利亚也无法在中美竞争中独善其身，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与中国进行无限制的贸易。如果澳大利亚不支持美国，则会变成美国的敌人。面对这种局势，澳大利亚必须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孟加拉国对能源与资源的需求正在增加。澳大利亚应利用这一点。澳大利亚现在需要多元化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参与，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全面接触可能将成为澳大利亚的区域战略重点。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正式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外他还表示将重新审查伊核协议，而欧洲国家正试图挽救这一协议。作者认为，这一转变的原因是莫里森在外交方面追随特朗普。
近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作者认为，这一举动代表着澳大利亚放弃承担国际义务，违背了其在东盟会议上对马来西亚和印尼做出的承诺，并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使用安全服务承包商有政治、组织、运营和财务原因。使用安全服务承包商有政治优势。
尽管澳大利亚对该地区的兴趣限于双边关系，但堪培拉可利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这样的项目来设想一个更具综合性的南亚政策。
2018年是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建交75周年，两国间有着深厚的交往历史。为维护俄澳两国人民利益，加强地区和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有必要将俄澳关系提升至一新水平。
东盟已经超越了建立者的预期，在区域安全和经济领域变得越发重要。澳大利亚需要充分利用2018年东盟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峰会，推动强健的日程。这超越了经济和安全领域，关乎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未来。澳大利亚需要在亚洲规划更好的蓝图。
选举操控并不新鲜，但是目前选举操控似乎正以更加明目张胆的方式进行着，澳大利亚需要对此加以重视。移动宽带平台的发展需要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作为维护地区稳定的广泛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在外部破坏力量越发明显的时代，通过手机将澳大利亚值得信赖的声音直接传递到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耳中，可能提供稳定的影响。
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会见特朗普时，他应该强调美国在世界上强大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并强调美国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致行事的重要性。特恩布尔还应确使美国继续建设性地参与亚洲事务，以便塑造美国尚未成型的亚洲政策。
在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政策的背景下，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局势趋缓，现在正是澳大利亚将澳越两国的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的时机。澳越两国拥有相似的安全观，越南也有能力同澳大利亚合作解决海上安全问题。
由于中国的对澳政策与澳大利亚自认的建立在“友谊”之上的国家形象相符，“共同的朋友”的概念顺利地被澳大利亚所接受。这使得澳洲人相信其经济财富取决于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而大多数澳洲人认为其安全需要中美之间和睦的关系。李克强访澳期间的大多数言论都将关注于贸易与投资，而非战略关系。
在公共外交方面，澳大利亚需要与时俱进。白皮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该如何做。面对时代的发展，外交工作需富有想象力、创新性且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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