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以来,欧盟的总排放量下降了30%,但航空和航运业的排放趋势却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同一时期,它们分别增长了29%和26%。有三种可能的政策途径可以让这种情况在减少碳排放的国际框架内得到改善。
由生产者领导的碳联合会是解决阻碍热带森林国家这一市场发展问题的工具。高效、透明和民主制度对于消除发展森林碳市场许多障碍是必要的。各国政府和捐助者应积极推动建立国家碳联盟。
作者详细研究了东道国环境法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撤资决策,最后得出结论:可能使东道国对新的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的政策变化不一定也会吓跑现有的外国公司,因为它们已经为建立业务付了大量费用,或者正在从大量的知识交流中受益。
中国大型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公司推出的新型电动汽车将“继续支持新西兰向电动汽车转变”。
有必要彻底改变水稻的生产方式,以满足全球对大米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减少劳动力需求,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印度尼西亚政府热衷于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坐拥全球最大的镍矿储量(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材料),印尼政府正试图建立一个端到端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生态系统。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使用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1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增速最快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国。近年来,随着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产能的加速发展,中国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只有认识到水的内在价值及其在人类生存中的核心作用,人类才有希望为今世后代建设一个更有弹性、粮食更安全的世界。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认为,北京对于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持“认真”态度,并且计划扩大清洁能源的规模。
影响能源转型速度主要因素之一是获得建设新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联邦许可过程。据估计,美国需要将可再生能源部署速度提高2-3倍,才能实现拜登政府脱碳目标。
全球经济向低碳生产转变将极大改变对地下资源需求,从化石燃料转向金属和矿物。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采掘业有新机会。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对韩中经济关系的启示。
本书分析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展示了它们可以如何建立有效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框架,并为可持续活动和投资起草弹性策略。
为了人类生存,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应对,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遏制极端天气事件加剧。与此同时,必须从危机管理和解决太空领域冲突的角度作出安全努力,以便人类和平移徙。
在这个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进口燃料不断增加、气候变化不断升级的时代,巴基斯坦有必要在错综复杂的能源格局中钻研本土化和本地化,以振兴能源部门。
中国将在全国100个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这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正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分析人士预计,此举将推动对低碳技术以及提高能效的设备和服务的需求。
国际航空业和航运业加起来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约占排放总量的3%。到目前为止,这些排放量一直未能减少。在欧盟,自1990年以来总排放量下降了30%,但国际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排放量增长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都要多,分别增长了29%和26%。
亚洲开发银行为黄河水利委员会(YRCC)开展水安全评估提供技术援助。该研究采用并调整《亚洲水资源发展展望(2020)》中开发的方法,首次评估黄河流域水安全的五个关键维度。主要问题是缺水、洪涝、过度水土流失、高沉降负荷、水污染、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
塑料垃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在污染河流、海洋和空气。其影响令人担忧。塑料垃圾具有数百年的寿命,不仅造成污染,而且造成资源枯竭,严重破坏环境。本文强调了应对这一挑战和促进循环经济的迫切需要。
航空业快速发展,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造成重大“贡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民航组织(ICAO)制定了理想的排放目标,并引入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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