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从政治角度总会引起争议。问题在于受益者是无形的,但失意者却近在眼前,这是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困扰之处。有效地帮助那些被贸易,或技术、管理方面的变化取代的美国工人,同时确保自由开放的贸易的整体利益,是任何行政机构都需要面对的政策挑战。
国家经济决策者应继续把能刺激总体需求的政策放在首位,如保持低利率、投资基础设施。但各市的证据表明,地方经济发展官员也应更认真地考虑他们想培育的岗位和产业类型,以便为还未享受复苏带来的重大经济收益的群体,尤其是黑人,保留和增加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如今,尽管TTIP的生命岌岌可危,仍有必要强调跨大西洋经济发展是健康的,它创造着每年5.5万亿美元的商业销售总额,并保障了大西洋两岸1500万人口的就业。即使TTIP的梦想燃起又破灭,这一现实依旧是跨大西洋合作的坚实基础。
P2P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完全的新事物,其所蕴含问题也不完全是因互联网而起的新问题,虽然互联网或加大了信息取得的难度,但其问题本质一直都是金融市场中几十年来的存在,而且因经济发展、市场活跃、观念更新变得矛盾越来越激烈。
全球经济面临着后危机时代的挑战,上一个周期的副作用短时间内难以消弭。从华尔街金融危机起,G7峰会已经失去全球经济协调者的角色。让新兴市场也参与全球经济决策,为破解全球经济的难题群策群力,是G20存在的意义。危机从美国开始,在欧洲激化,继而弥漫全球。危机中,中国是全球经济主引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5%。
G20成立本身就标志着,新兴力量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格局。在G20之前,G7是协调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机制。G20取代G7,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正式跻身全球经济决策圈的俱乐部,与发达国家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前,也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无力掌控全球经济格局。
G20的执行力是目前G20机制的一个重要不足,但也不至于到非常致命的程度。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过去国际法都没有。之前都是G7等发达国家来统治、治理、主导。现在发达国家话语权下降,G7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这本身就是人类的进步。
人民币国际化,是事关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以海外消费为例,中国人到国外消费,很难用人民币直接兑换当地货币,在汇兑外币过程中,可能存在汇差损失。“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认可度不强的缘故。”王文解释,要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的平等和民主化,G20峰会就是一个谈判协商的重要平台,本次峰会上的议题中也涉及到了这些内容。
在王文看来,不论是议题设置还是主题,都凝聚了中国长期以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智慧,也体现了中国兼顾不同类型经济体诉求的平衡立场。峰会主题的四个关键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的严峻状况,中国与世界舆论最近对于本次峰会将要商议的内容和可能达成的共识,已有很多分析和猜测。庞中英表示,在世界共同面对严峻经济形势背景下举行的本次G20杭州峰会,需要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提供方案。
当前,G20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相比于其他的政策协调机制,G20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随着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各国经济逐渐分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已经陷入困境:面对各种紧迫或长期的复杂问题,各国政府束手无策;各项已经确定的合作意向迟迟难以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关键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却没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得到充分反映。这一现象反映了全球各个经济体的结构及它们所选择的战略中的瑕疵。本文将分析这两个现象相互间的联系。
总的来看,预计今年全年出口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影响今年出口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企业建议政府出台稳定外贸的新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措施。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至6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超过3.61万亿元,而2015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才3.8万亿元,按照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要求,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为107072.4亿元,而截至2016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额为8.3万亿元,已接近限额量的八成。
G20不仅是其成员国政府之间合作的高端平台,还是其社会层面对话交流的立体平台,中国的企业、智库、青年、女性、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群体通过主持和参加G20的相关配套活动,似是经历了一次全球治理活动的洗礼,对于培育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长远的意义。
展望G20杭州峰会的预期成果,具体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一、G20杭州峰会成立了贸易投资工作组,推动了贸易部长对话机制化。二、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方面,杭州峰会的贡献最为突出。三、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实质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合作和制度建设。
强有力的经济恢复需要财政刺激提振需求。融通性货币政策是经济恢复的前提,但是没有财政支持,货币政策自身也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央行也许能够快速将通胀恢复到预期目标。但当经济深陷泥潭时,不应将扭转经济大局的全部希望放在货币政策上。
叙利亚不再是,也不会再成为以色列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的谈判对手。有一个变弱、破碎的对手不一定是好消息,黎巴嫩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叙以冲突出现合理解决方案的前景已明显黯淡。当然,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其与黎巴嫩的关系等其他元素也有影响。
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拉美工业的状况将恶化,拉美国家利用反倾销税等贸易保护措施的能力将减弱。拉丁美洲可逐步采取措施,保证其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给该地区带来可持续和公平的社会经济增长。
英国退欧的第一波负面影响正在冲击着欧洲的经济政策。由于害怕欧盟内进一步产生离心力,欧盟委员会决定不就葡萄牙和西班牙未实现约定的2015年预算赤字目标处以罚款。欧盟财务专员表示,此举是因为欧盟机构逐渐失去公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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