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探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以明确欧盟和海合会国家可以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
意大利将在欧盟复苏基金的使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基金的成败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意大利马里奥·德拉吉总理领导下,意大利致力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促进意大利和欧洲利益。德拉吉政府正在将意大利外交政策重点转向欧盟、跨大西洋关系和更广泛的多边主义。这标志着与前两届政府截然不同的做法。
新冠肺炎疫情令医疗服务承压到达极限,加剧了贫困,减少了就业,使得业务中断,导致社会不稳。尽管世界仍在努力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但数字化转型却取得空前进步。引用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的话,“两个月就实现了两年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需要调整工作机构、工作分配和技能的雇主和雇员。因此,为避免对工作分配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政府应为公民提供参与这一转型所必需的工具和能力。哪些国家最有能力吸收数字化转型的不利影响并从中受益?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日美展开全面合作是对全球挑战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回应。尽管美国敦促其盟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日本的做法仍很微妙。对中国一些问题的态度表明,日本准备更频繁地提出地区安全问题。但是,日本将说服美国专注于该地区积极的合作议程,包括经济和技术合作。
多年来活在美国制裁下的俄罗斯公司应该向中国公司学习。与美国市场“切断联系”的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继续在其他大洲发展,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要么制裁没有那么可怕,要么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现实。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但这可能主要是由自雇人士的收入下降所致。这种大流行病带来的一个风险可能是,破产和失业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将导致收入再次全面减少。对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的经济援助不应过早终止,其目标应重新调整。
关于比特币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和环境影响的争论也重新浮出水面。虽然比特币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淡化其不断增长的碳足迹,但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比特币与实现可持续、绿色经济的压力越来越背道而驰。
欧盟具有成为主权数字大国的抱负和潜力,但它缺乏一项包罗万象的战略,在该战略中,各个政府仍然是关键参与者。欧盟应制定行业标准,帮助欧洲电信公司在国外赢得业务,并保护互联网基础设施免受敌对势力的侵害。
金融合作对于增进双边经济联系,为公司提供更有效的工具在国外市场开展业务至关重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金融合作是意大利和中国2019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支柱,以支持后者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对意大利金融机构与中国金融机构之间“一带一路”相关贸易协定的初步分析表明,它们暂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文以“极地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标志之一加以分析。本章认为,中国已采取行动参与北极地区的主要贸易和地缘政治事务。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极地丝绸之路”的概念化,一方面巩固了中国已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步骤,另一方面,体现了这个亚洲国家想要通过将“一带一路”打造为“全球公共产品”。
在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之后,预测人士对今年全球生产强势复苏越来越乐观。但即将到来的增长成果分配不均,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复苏的形式将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特有的因素。
俄罗斯厂商需要向中国人学习,从电子到服装,中国商品几乎正在所有领域大举占领全球市场。就在不久前还很少见的中国汽车,现在也变得司空见惯了。中国大片正在走向好莱坞,而中国香水很快也将取代法国香水。近年来,中国年轻消费者对国产品牌和产品的兴趣激增。
加密货币的冬天已经来临。比特币的价格短短一个多月就已暴跌近50%,从6.4 万美元降至3.3 万美元。上周,中国下令禁止金融机构提供涉及这种数字货币的服务,加速了这一跌势。
卫星的升级、对地球观测数据采集和分析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新型太空服务的商业化,显然已经开始影响所有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人的生活。
大型科技公司也已成为对民主的威胁,但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威胁,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对技术平台及其政治和经济效应的调查就基于上述定义。对这一前瞻性领域的研究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
西方必须适应一个现实:中国正摆脱殖民历史的屈辱,而且这个国家寻求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富足、进步、认可和尊重。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吃惊的选民面前迅速从一名仇俄者变成一名亲俄者和仇美者。他出人意料地放弃制裁铺设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北溪-2”)的瑞士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瓦尔尼希。拜登的“友好大转向”实际上更多的是面向德国,而非俄罗斯。
尽管中国成功遏制疫情以及实现经济大幅复苏,但2020年初的严重衰退以及严格的社交限制措施对中国2020年宣布的对外并购构成压力。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海外并购数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并购额下降了一半以上。2021年中国并购活动很可能增加,也许不会达到2016-17年的纪录水平,但会高于2019-20年的水平。
阻止变种病毒从国外进入,或者至少放缓其传播速度,将有助于遏制并限制人员、社会和经济成本。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政策侧重于疫苗接种,希望通过疫苗减少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同时允许取消限制措施。但是,必须为更多感染浪潮的出现作准备,尤其是由变种病毒引起的。仅依靠疫苗接种的任何策略都将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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