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沙特阿拉伯没有继续向巴基斯坦催收贷款(沙特曾于2018年向巴基斯坦提供30亿美元贷款,帮助该国应对国际收支危机),这表明沙特与巴基斯坦关系未进一步恶化。美国新政府政策转变是沙巴关系回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经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在2020年底宣告完成。通过这项旨在开放市场而不是封闭市场的独立对外经济政策,欧盟赋予其 “开放战略自治”新的含义。该协议对欧盟来说是成功的。
本文审视中国与非洲伙伴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地缘政治方面担忧的同时,本文着眼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探讨数字丝绸之路的作用。为了解中国在非洲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审视埃塞俄比亚案例。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认为,中美将长期陷入战略竞争,这构成了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国际经济的新背景。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反映中国、美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
美国必须清除其认为新遏制政策是对付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这一错觉。相反,这种大错特错的幻想对美国来说更加危险。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通过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秩序,但中国正在挑战这一秩序,通过“一带一路”这样的经济策略倡议拉拢泰国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友。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实力和影响力,拜登政府应当加强与该地区的经济接触——特别是在东南亚。
5年来,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健康丝绸之路”),这对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疫情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及其运作方式。
中国每年都会发布国防预算,2019年的预算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50亿美元)。但是,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全部军事支出。为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的支出情况,除官方国防预算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进行了其他项目的估算。
新冠危机也使中法双边关系变得紧张。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已显示出在2020年与中国对抗的更大决心,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如针对非欧盟行为体金融收购的新指导方针和临时规则,或关于外国补贴的白皮书。法国可能会继续推动欧洲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方法。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同时提高美国引领芯片设计和生产的能力。围绕半导体的技术竞争也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作者指出,技术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脱钩趋势不仅会对中国造成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也会对那些努力摆脱对中国企业依赖的国家造成损害。
零和的方式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贸易战已经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并将美中关系复杂化,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正在恶化这场新冠疫情。如果拜登真想对北京采取新的政策,那么眼前的任务不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美国对华应该以诚恳但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中心。
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寻求联合美国盟友,共同针对中国,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长,美欧团结将是困难的。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警告欧洲人不要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华孤立政策。他说:“如果欧洲和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将会给有关各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拜登政府应该吸取5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教训: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所必需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实施政治工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努力则是最糟糕的。
未来数十年,中国的排放路径可能是决定《巴黎协定》中气候目标能否实现的最大因素。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增长,其碳强度取决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
通过退出RCEP,印度就失去了成为巨型贸易协定一部分的机会,而RCEP很有可能在未来塑造区域贸易格局和经济一体化。对于RCEP来说,缺乏印度的区域一体化是不完整的。由于印度是唯一加入《南亚自由贸易协定》(SAFTA)并与东盟间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印度能够成为南亚地区其他RCEP成员国的门户。
RCEP的成功签署意义深远,表明许多国家继续支持贸易自由化。它的作用是简化亚太地区企业迫切希望解决的贸易官僚主义,并促进该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大举投入军费,试图在军事投资上赶超美国。他们失败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破产了。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中国的长期博弈似乎是为了提高经济实力,以抵消美国在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尽管非传统挑战无疑会在未来几年进一步融入传统安全挑战,但不应低估亚洲安全格局的复杂性,因为新冠病毒已将亚洲带向关键时刻。实际上,传统和非传统的不安全因素必然会导致新巨头的出现,该地区将需要通过设计新颖的、多层面的工具来实现平衡。尽管如此,即使在疫情之后,中美之间脆弱的平衡仍将是亚洲不安全的核心因素。
本文确定了影响湄公河次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长期挑战和驱动因素,并提出为该区域经济体应对未来变化而采取的关键行动。本文特别关注了缅甸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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