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7日,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公布了他“软硬兼施”的计划,以应对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浪潮。作者认为,以色列政府应充分利用其经济和基础设施优势,并将其转换为能使巴勒斯坦社会产生积极变化的行动计划。
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24日宣布已就结束持续逾50年的内部武装冲突达成协议。这是个令哥伦比亚人欢呼雀跃的日子,值得庆祝。不过,这一胜利还不能马上载入史册。
特朗普竞选活动主席马纳福特的辞职不足以扭转公众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态度。这可能是特朗普竞选颓势发生重大和亟需变化的开始,但这需要特朗普的合作。特朗普似乎还是非常顽固,不愿学习可能改变其竞选成功几率的政治手腕。
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5月的就职典礼上曾谈到近邻优先政策,他最近在德里的演讲还谈到了印度优先政策。
尽管监管是对的,但监管有时不够“接地气”,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因此,今年二十国集团工商界峰会(B20)建议,要重新评价近期出台和即将出台的金融监管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对最近资本和流动性标准进行独立的成本效应分析,特别是在贸易融资、中小企业贷款、市场流动性、保险监管四个方面。
今年到达美国边境的古巴人数将比过去几十年中任何时候都多。到年底,可能已有近六万古巴移民入境美国,这将是自1980年以来年入境人数最高的一次。
伊朗外长扎里夫22日开始拉美之旅,旨在就农业、石油、石化产品、矿业、医药和工程领域与拉美国家强化经济联系。他此行将到访古巴、智利、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海上天然气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发现为该地区国家(尤其是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重要机遇。可通过打造协同增效效应来深化东地中海五国之间的合作。
G20能够有效应对的网络问题包括:商业网络间谍、和平年代的国家间网络攻击,以及对自由数据流的限制。国家发起或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行为会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和平年代的网络攻击也是巨大的挑战,可能导致巨大的商业损失,并威胁民众生活。
格鲁吉亚与欧盟在2014年签署的“联合协议及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协定(DCFTA)”是深化实现格鲁吉亚“欧洲选择”政策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政治法案。在欧盟所有东部邻国中,格鲁吉亚自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以来推行着最激进的经济自由化和改革议程,表现突出。
以色列政府应该在现有情况下,与奥巴马政府齐心协力,就涉及和平进程与“定居点”计划的问题达成谅解。这很可能会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服美国政府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做出有关巴以政治进程的决议。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展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漏洞的能力,进而通过安装软件来收集嫌疑人计算机中的证据。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网络领域,FBI是否能够不依照执法机构的运行方式,而像网络情报机构那样收集不被允许访问的信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公众对FBI活动实施有效监管的能力。
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东京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韩国外长尹炳世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外长会,三方均有意向促进共同合作。此次外长会有利于为G20杭州峰会创造有利氛围,为将于9月上旬举办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做好铺垫。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连续遭遇恐袭: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尼斯、德国的巴伐利亚……一时间,欧陆仿佛流行起一种名为“暴力袭击”的传染恶疾,其“病征”各异:袭击手段从冷兵器砍杀到枪击、爆炸、车辆冲撞;犯案人员既有移民后裔,又有叙利亚难民;袭击方式也从有组织的多人多点同时作案,变化为更多的“独狼”发难。
7月4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愿向所有希望积极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开放因斯里克空军基地(Incirlik Air Base),包括与俄罗斯开展类似合作。但其随后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被媒体误读。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回应称,莫斯科和安卡拉并未讨论有关问题。
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依法治国的新部署,是基于对我国法治建设已有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总结和评估而作出的。法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而言,考虑到国际政治压力,应对毒品贸易十分必要,但这也是问题所在。毒品在缅甸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十分复杂。禁毒也可能影响缅甸的和平进程和8月底计划进行的谈判。
今年夏天,土耳其的新闻非常多。7月政变失败后,该国陷入一片混乱。反对政变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紧接着是对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大规模的拘留、逮捕和解雇。这些人仅仅因为参与了葛兰运动(Gülen Movement)就被视为嫌疑犯。对葛兰主义者的搜捕仍在继续。
8月20日,在向全国播放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非洲是该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强调“这种多维关系让摩洛哥置身非洲的中央”,“非洲在摩洛哥人民心中占据特殊地位”。
当7月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后果重新激发了该国境内高涨的反美情绪时,美国副总统拜登即将访问土耳其。多个原因造成了这种反美情绪。拜登访土为双方调解两国分歧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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