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英美联盟协议让澳大利亚重回英语文化圈(即大西洋世界),而以同样笨拙的姿态强硬地背弃了其所在的地理区域——亚洲。
在宣布要“站起来”对抗中国的四年后,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应对政策和氛围的急剧转变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这种转变导致澳大利亚与北京的关系陷入了几十年来的最低谷。
尽管联合国努力解决冲突,但其许多成员仍热衷于将其用作讨论未来风险的平台。该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起起落落,但并非完全无关紧要。从紧急人道主义危机到应对长期挑战的举措,本简报列出了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可以采取措施缓解冲突的十个领域。
基于若干历史和政治因素,关于阿富汗战争后华盛顿将放弃对外军事干预的假设是极不可能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支柱之一是使用武力在国内外捍卫国家利益。几个世纪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而且不太可能改变。
关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辩论奇怪地集中在未能“输出民主”上。作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民主没有输出,而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战略。阿富汗事件很可能损害了美国的声誉,拜登的能力和一致性以及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还有待观察。
德国各党派在以下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销售市场,而是同时作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美国拜登政府以对抗中国为中心目标提出了重视印太的新外交战略,力争通过澳英美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框架,强化与奉行民主主义的同盟国关系,赢得同中国的竞争。但是这反倒引发了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不睦,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态势升级也开始引发担忧。
在历史性地部署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以应对2020年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全球经济停滞后,德国的政权更迭对欧盟剩余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
地中海地区并不是俄罗斯或中国的首要任务。两国在该地区有不同优先事项,他们对这些优先事项的追求也不同,限制了双方积极接触的共同基础。俄罗斯优先考虑其安全存在,而北京则专注于推进经济利益。
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迟早会到来。随着唯一超级大国时代的结束,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减弱。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三大支柱,即稳定、以色列和石油。如今,这些支柱正在加速美国影响力的消退。
过去一年里,俄罗斯在东南亚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外交活动。在整个活动中,俄罗斯在该地区推广其“卫星V”疫苗,最初作为对新冠肺炎疫情援助捐款的一部分,但越来越多的是以销售形式。就像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疫苗外交一样,俄罗斯正在利用自己的疫苗形成更明显的存在,并在该地区重新获得一些相关性。
当地时间9月26日,德国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引人关注的是,这次选举的结果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呈现:选前都认为谁能笑到最后难以预测,但结果却并不出人意料。左翼的社民党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赢了主要对手联盟党不到2个百分点,从而得到了与获选进入议会的绿党和自民党谈判组阁的优先权。
越南寻求多边主义,并降低自身对中国的依赖。鉴于此,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河内与华盛顿发展更深层次关系存在风险,这很可能会激怒中国。问题是,越南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王毅此次访问为越南提供了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机会,也为中越关系改善提供了动力。然而,中越关系从根本上受到南海争端的制约。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也是越南需要面对的挑战。河内在继续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的同时,也需高瞻远瞩,做好在未来“选边站”的准备。
随着大西洋世纪的落幕,上合组织需要对亚洲的命运肩负起更多责任。考虑到亚洲在全球各洲中面积最大、于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举足轻重,所以上合组织亦当对全球的未来担责。
奥巴马在2010年发起了“转向太平洋”计划。10年后,拜登通过澳英美联盟(AUKUS)加强了它,并将其带到了更远的海洋,到达了印度洋。
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有意义和可持续地应对今天和明天的网络威胁,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包容性的外交,以承认新的技术现实。因此,需要加强多利益相关方数字外交。
东方经济论坛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活动,但保留了俄罗斯的平台,并在俄罗斯远东发展及其融入全球经济议程的框架内运作。
本文对美韩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进行中期评估。本文发现,美韩2019年和2020年发布的联合政府简报中概述的一系列广泛合作努力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两国在该地区面临的一系列独特机遇和挑战。
欧盟全球战略实施的5年,暴露了重大缺陷,并损害了欧盟的信誉和影响力。这在欧盟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接触中最为明显,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该地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实用主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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