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政府早期开始,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这种消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拜登政府。其中,美国国会就像是“压舱石”,在维持美国对华持续强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中关系似乎陷入了精心策划的螺旋式下滑。仅在过去一年,两国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针对对方的诉讼,两国高层外交仍被冻结。中国对澳大利亚重要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喜欢谈论时政的闲聊阶层激起了人们对可能爆发一场地区战争的担忧。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毫无助益。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于2021年7月对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访问,旨在重申美国对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承诺。
作者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深的时代,在推进世界秩序改革方面,统一既非必要也不可取。恰恰相反,世界最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参与者之间的非正式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二元思维,从而为激发实验创造力和相互学习的精神提供了更大的潜力。
在对中国及其是道德上的威胁还是仅仅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上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美国的共识现在声称已经对中国进行审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是的话就更好了。西方的思维可能是创造某种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
日本和缅甸于1954年建立外交关系,同年签署的《日缅和平条约》和《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奠定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在缅甸目前的政治危机中,对于维持经济关系还是支持该国的民主抗议活动,日本正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9月14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UNGA)将在纽约举行。世界各国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将齐聚一堂,就全球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现在的问题是谁将代表缅甸——军方代表还是被罢黜的民选政府的代表?
随着世界各地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试图扩大对互联网的主权控制,互联网作为一个自由、开放和互操作平台的未来受到威胁。华盛顿两党合作对美国在数字治理方面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
韩国等与美国和中国有着长期伙伴关系的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现在正在对这些交往采取更灵活的方式。韩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奉行选择性合作的政策,以避免与中国过度敌对,同时尽量不淡化其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在入主白宫的前6个月里已用行动表明了改变中东优先事项的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显示出减少军事存在的愿望。也许是因为对于美国而言,该地区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已不再是其利益的关键领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新德里,他将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官员。事实上,华盛顿主要是想说服印度更为积极地参与“四方安全对话”,除新德里外,其成员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但专家认为,新德里希望实现印中关系正常化,不会唯华盛顿马首是瞻。
为什么西方领导人一直如此严重地误解中国?我们在研究中逐渐发现,商界和政界人士往往执着于有关现代中国的三个得到普遍接受但本质上是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认识存在缺口,而这些缺口促使他们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做出了具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类比。
英国和印度必须确定他们在重塑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在这个格局中,一个新大陆、欧亚大陆和一个新的水体——印太地区将占据主导地位。印度已采取行动,英国也必须如此。
欧洲战略自治的最终结果将是令跨大西洋关系更强大而不是更弱。欧盟需要更大的凝聚力和自主权,而不是与美国脱钩,欧盟应抓住机会来减少其对美国的脆弱性,同时提升其对华盛顿应对现有和新挑战的战略价值。
在围绕欧盟战略自治的争论中,供应链的可恢复力是关键,而这一争论继续在成员国之间产生分歧。作为减少对外部供应依赖的措施,供应多样化和生产回流都有局限性。此外,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要求发展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提高供应链的可恢复力。
在未来欧盟扩张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以及美国继续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为其制定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替代议程。
当前,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当务之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力。
东北亚地区在进入21世纪时并未告别20世纪。该地区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但这种相互依赖并未自动转化为政治稳定。
以独立外交参与世界事务并发挥“全球性大国”的独特作用,是 “戴高乐主义”的精髓。“世界每逢有大事,法国决不能缺席。”数十年来,法国除在欧洲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外,还力争在非洲和中东事务中发挥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独特作用。
显示 5197 条中的 1041 到 1060 条结果
内蒙古二连浩特:中蒙口岸交流繁忙
第五届中蒙博览会人气旺
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
第五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