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10月22日发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科克伦题为《供应的报复》的文章称，通胀高企、能源价格飙升、生产瓶颈、物资短缺、管道工根本不回你的电话——经济正统观念恰好迎面撞上了名为“供应”的现实之墙。

当然，需求也很重要。如果人们想买的东西只有他们现在买的一半，那么今天的瓶颈和短缺就不会发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新印了数万亿美元，并向几乎每个美国人发放支票。通货膨胀本不该难以预料，然而，它却令美联储完全措手不及。

美联储的理由是，这种供应冲击是被压抑的需求带来的短暂症状。但美联储的工作是（至少应该是）衡量经济可以提供多少供应，然后将需求调整到这个水平。

当前的困境应该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人们可能会对现实中的商业周期学派重新给予尊重，因为他们精确地把关注点放在供应紧张上，并警告不要因供应低效而被凌迟处死。阿瑟·拉弗——他的同名曲线宣称较低的边际税率将刺激增长——应该对今年企业税带来的创纪录收入感到高兴了。

美国不应陷入供应短缺。上个季度，美国实际人均GDP（扣除通胀因素）刚刚勉强超过疫情前的水平，整体就业仍比上一个峰值低500万。为什么美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如此之低？显然，其中有许多干扰性因素。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已被推翻，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调整方向，使之回到本来应该一直在的地方：专注于减少供给侧的低效。

今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美国人根本不去找工作。尽管登记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比疫情前的峰值多了300万，但只有600万人在找工作。

我们对人的行为有两点了解：第一，如果人们有了更多钱，他们就会减少工作；第二，如果工作的报酬更多，人们就会多干点。我们目前的政策带来了双重打击：有了更多的钱，但如果出去工作，大部分钱就会被拿走。去年夏天，每个人都明白，失业后领取的福利金比工作还挣得多的人不会重返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还在恶化。

实际上，目前议程上的每项政策都加重了这种抑制因素，加剧了供应紧张。儿童保育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小例子。儿童保育成本被宣称为最新的“危机”，而“重建更好世界”的法案提出了一项新的无限制权利。

这项法案增加了成本和抑制因素。它规定儿童保育工作者的工资必须至少达到小学教师的水平（63930美元），而不是目前的平均工资水平（25510美元）。各家庭从家庭收入中拿出固定的和上浮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家庭挣的钱更多，补贴就减少了。

或者考虑一下气候政策，它会在今年冬天让我们幡然醒悟，这也是可以预见的。目前的政策重点是在还没找到可靠的大规模替代品之前，就切断化石燃料供应。来个小测验：如果减少供应，物价是涨是跌？今年秋天面临能源价格飙升的欧洲人刚刚找到了答案。

在美国，决策者们设计了一种“举全政府之力”扼杀化石燃料的办法，同时又不断重复“气候风险”正因低价格令化石燃料公司濒临破产的口号。

上周国际能源署宣布，目前的气候承诺将“创造”1300万个新就业机会，而在“净零排放情景”下，这一数字将翻一番。但我们正面临劳动力短缺。

现在，是时候打破我们政府制造的供应枷锁了。政府政策阻止人们建造更多住房。职业许可证减少了供应。我们抱怨劳动力短缺，但成千上万想移民的人急切地想来到我们的国家工作、纳税并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通货膨胀的供应紧缩是一个响亮的警钟。现在，供应和效率必须是我们经济政策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