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时报》网1月2日发表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沈联涛与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题为《多极世界中的拜登政府》的文章称，今年我们将纪念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50周年。当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晤，在中美经历了几十年的疏远和敌意后，向着恢复两国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

半个世纪后，他们取得的进展几乎付诸东流，而美国总统乔·拜登对此要负部分责任。

美犯下战略性失误

1972年，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不可谓不大。但双方都认识到关系的缓和能带来巨大的好处。通过孤立苏联，两国加速了冷战的结束。通过促使中国将其重点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两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为全球的繁荣作出贡献。　　

事实上，全球之所以出现一个“大稳健”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宏观经济波动性降低的时期，主要归功于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在此期间，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美国也犯下了一些战略性错误。冷战的结束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一个充满新挑战和竞争的时代对全球秩序进行更新。但是，美国不仅浪费了这个机会，还全力参加并投入8万亿美元到一场设计漏洞百出、执行一败涂地的反恐战争中。

与此同时，美国也未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岗位，他们把责任归于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上，尽管技术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中产阶级不断减少的收入以及不断拉大的不平等状况更是加剧了社会不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人们的挫败感推向了极限。除了凸显政府在管控金融行业方面的彻底失败，这场危机还表明美国在全球经济等级中高居榜首已不再是无懈可击的了。在美国引发这场危机并熬过经济衰退之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没有低于6%，2009年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通过抬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助推全球走向复苏。

拜登要求“选边站队”

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拿下白宫，是因为他感受到——然后煽动——选民日益加深的恐惧和沮丧心情，把美国丧失主导地位描绘成对美国生存产生威胁，而中国要为此负责。但是，特朗普远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背弃承诺，疏远盟友，未能制定出有延续性的战略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一个例证就是他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到头来事与愿违。

然而，并非只有特朗普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必须要加以遏制的重大威胁。尽管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的许多政策，但还是保持了对华强硬的路线，甚至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遏制中国。在经历了特朗普四年执政动荡后，拜登本有机会重启局面，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从而找出如何管理一个多极世界的方法。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拜登反而制造了一种氛围，即各国可能需要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鉴于美国的全球声誉已经受损，拜登很可能会发现这种选边站队的做法不会得出对美国完全有利的结果。即便是欧洲大国，它们的对华调门也已经温和了一些，因为它们与中国保持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并且表达了避免采取过度军事化战略的希望。

美国霸权已经结束

无论美国喜欢与否，多极秩序在许多方面已经存在。正如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在金融、研发、教育和全球人才的利用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技术和军事能力方面正在迅速赶上美国。

此外，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全球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目前在经济上旗鼓相当。1988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苏联的GDP在1977年巅峰时曾达到美国GDP的60%。苏联在国防上的支出却占到了其GDP的15%到17%，是美国占比的三倍，其人均收入却只有美国的一半。

相比之下，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GDP合计相当于美国GDP的77%，按购买力计算则相当于137%。此外，美国目前还受到债务的拖累，其债务已膨胀至29.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和GDP之比目前已经达122%，已超过其在二战期间债务和GDP之比的峰值119%。

与其疏远俄罗斯和中国孤立自己，美国不如平等地与之交往——当务之急是澄清与缓冲区和边境相关的敏感问题。美国应该很明白俄罗斯为何如此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中国为何绝不接受台湾宣布独立或外国武装台湾。1962年，美国也不会容忍苏联将导弹部署在古巴，不是吗？

美国的霸权已经结束，但稳定的全球战略均势依然是可以实现的。下一步就看拜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