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与东盟间关系经历过低谷期,也经历过高速发展的高潮期。中国曾将东盟视为旨在“包围”它的工具,与该机构保持着距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并在随后的几十年持续追求它的全球抱负,中国意识到,它必须首先在邻近地区获取优势地位。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7日举行视频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国外长王毅于1月11日至16日拜访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4国。透过中国外长的东南亚之旅不难发现,中国正努力加强它与东南亚的联系。中美关系紧张是中国这样做的诱因之一。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过去一年的起起伏伏之后,随着白宫主人的更替,也唤醒了方向性转变的希望。虽然这方面的期望值并不高,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也有人认为,随着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即气候变化、伊朗核协议甚至抵御大流行等全球问题上扩大合作,这种关系或将恢复平衡。
11月28日,伊朗顶尖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附近遇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对犯罪者进行“明确惩罚”。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可能为中国更直接地介入德黑兰的外交事务提供空间。
中国对解决阿富汗冲突确实有浓厚兴趣。中国应向前迈进,并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力量来结束阿富汗长达40年的冲突。错过这个机会将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处于历史低谷。2018年11月,沙特宣布了向巴基斯坦提供62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该计划包括总计30亿美元的贷款和总额为32亿美元的石油信贷。然而,不久后,沙特要求巴基斯坦归还30亿美元贷款,并拒绝以延期付款形式向其出售石油。
如今,中国已成为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提高了西亚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它们认为,美国逐渐退出该地区的情况下,中国是多样化收入来源的有益助力。另外,中国成功遏制疫情并走向经济复苏使它在疫情中成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发展伙伴。
毫无疑问,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章认为,中亚国家青睐中国有两大原因:第一,与西方议程相反,中国不会质疑它国政权;第二,中国投资和基建项目益处良多,且能帮助中亚领导人应对内部挑战。总之,中国目前在中亚处于有利地位,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中国积极的抗疫援助活动有助于它扩大在中亚的利益。
由于中国面临的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压力日渐增大,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湄公河次区域在中国战略规划中的权重不断升高。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也正在巩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在后疫情时期继续将外交重点放在湄公河次区域。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4日举行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中国仍致力于与拉美区域性组织交往,无论是通过投资该地区的多边银行,还是在其他机构作观察员。中国-拉共体论坛已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多边接触的一个主要看点。
近年来,中国在马格里布的参与度有所提升,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中国一直重视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还在中非合作论坛(FOCAC)和中阿合作论坛(CASCF)内开展工作。但是,与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或阿联酋的关系相比,这种接触的战略价值有限。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外交政策立场更加坚定。中国未来在全球舞台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其一系列的优势和劣势。
为应对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两国都试图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以对自身有利的方式改变区域秩序。本文阐明了对未来安排的分歧如何使得两国战略发生转变并令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如果世界希望中国崛起及其战略方针与人们长期信赖的国际准则相符合,那么人们大概是在寻求中国调整其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利益与国际利益交叉的领域。中国政策的某些调整不应被视为中国的失败,也不应被视为西方的胜利。相反,这可能意味着一些重要的中国政策变得更有作用和更具建设性。
随着巴尔干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双方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过度乐观的早期阶段过渡到越来越被称为“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阶段。它考虑到了经验教训和全球变化,以对所取得的切实和可衡量的成果的评估为指导。双方的总体立场将更加实际和谨慎,而他们的讨论将更少地基于愿望和潜力,更多地反映实地现状。
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贷方,也是那里的主要投资者。在面对动荡和危机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参与者。西方决策者需要了解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局势。中国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国家相似,但也存在重要差异。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遭美国孤立,让德黑兰陷入了困境,但中国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在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西方企业和政府逐渐撤离伊朗,而中国却在稳步加强自身对伊朗的影响,现已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过去几年里,当中国继续批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时,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网络。这些安全伙伴关系的出现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不仅对中国自身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而且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结盟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架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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