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0年，对于中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世纪中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为理所当然，部分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国际机构对促进经济开放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过去十年，当前世界经济的治理体系开始遇到系统性的瓶颈和局限性，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就是例证。这些发展使人们对当前全球经济架构的无缝性和结局提出了质疑。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被认为是全球体系的一个关键支柱，因为它提供的秩序不是由势力决定的，而是由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规则决定的。多边主义目前的后退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以共同塑造新体系。
区域集团与开发银行和金融协会之间以及它们与全球治理机构（如世贸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缺乏横向互动。也许区域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是建立这种互动。很难说采用何种格式，但G20似乎是全球北方发达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具代表性的对话论坛。
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G20的前几次会议取得了具体成果，似乎为全球治理带来了光明的未来。但在此后的几年里，该组织越来越多地用空谈取代行动。作者认为，G20在成立之初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其本身也确实存在问题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金砖国家都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共同愿望，应共同倡导独立、公正、透明的全球治理原则，加强同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从当前国际体系的领导角色中退出，在更单边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利益。在一个国际机构薄弱、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各国将在未来几年努力应对共同的挑战。因此应该对国际治理采取更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恢复脆弱的国家国际秩序。
尽管对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日益加剧，但在贸易、投资或发展融资等关键领域，区域主义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区域贸易协定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中国越来越多地将其旗舰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重组全球治理的工具和推动新型全球化的载体。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方法的分析没有对其内容的分析普遍。但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以帮助该项目可能涉及的国家了解战略分析，并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合适的应对方法。
第二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18日在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议题纷纷建言献策。
相对于蒸汽机、电气、电子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和工具的革命不同，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革命意味着对人本身的革命。人的数字化分离出了人类生产力不同方面，极大地释放了人作为数字资源本身的能量，成为了各国关于未来全球发展的共识。大变局当中，中国是怎样面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进行过怎样的经济治理实践与创新？世界的目光正投向东方，希望看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治理进入到新阶段，全球治理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全球治理的动力由北向南转变；第二，全球治理的热度由高向低转变；第三，全球治理的重心由全球向区域转变；第四，全球治理的主体由国家向非国家转变。经过五年多的实践检验，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平稳迈进。“一带一路”的总体成功为我们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价值引领能力、制度设计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抗压能力皆不可或缺。
第七届世界政府峰会10日在阿联酋迪拜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4000多名代表与会，就创新和改善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人工智能应用和科技如何改变人类未来等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采取多边主义路径，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努力打造了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平等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多轮驱动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倡议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平台。
脏钱的流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金融企业为此构建了一系列复杂的国家及全球性措施和机制。然而，随着非法资金流定义的扩大和政策议程延长，这些共同努力存在的缺陷已变得明显。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以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正成为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如果说“一带一路”的前五年是栽培期，那么未来五年到十年应该是护林和剪枝期，也会成为“一带一路”开花结果和收获期。
通过分布于各大洲的项目，中国与一系列国家的协作由点及线，进而衍生出涵盖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全球合作网络。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道路步入了驱动乏力、模式单一的发展瓶颈的阶段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推进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它们在这一领域的利益。虽然这两个国家就某些国际原则和规范达成一致，但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更密切合作的最严重的长期障碍。
目前，仅以地域为范围来界定“一带一路”项目和企业既不符合“一带一路”官方文件的要求，更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依据“一带一路”官方文件的内容，整理出其中对中国企业的新要求，并归纳为中国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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