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既是我们面对挑战的选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重要机制建设。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呈现的是相互分割或重叠的“碎片化”管理局面，这种“碎片化”状态日益束缚工作的有序和高效开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将打破这种局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在加大下，整合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助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更有利于树立我国大国外交的形象。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发展学在读博士鲁赛特立足国际社会视角，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未来运营方向、面对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探讨了政府与高级官员就援助和安全问题共同开展工作的近期经验，以确定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本简报概述了可以促进英国政府对援助和安全采取更加综合和有效方法的五个行动领域。
“平均而言，美国人认为，28%的联邦预算被用于对外援助，而这一数据只有大约1%。”问题在于，该数据特别具有误导性。美国人通常认为对外援助包括军事开支——鉴于美国巨大的军事预算，这无疑夸大了美国人对对外援助预算的估量。
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对外援助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澳大利亚每年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5.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这些资金被用于多个行业，但是仍无法满足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必须鼓励私人资本投资。
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影响对外援助政策、贸易协定及气候融资，但从利己角度着眼于发展并没有引领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时代。相反，富裕国家以自身利益出发不成比例的促进着发展。这可能导致目标国家受到发展援助，但非目标国家进一步落后，且差距不断扩大。
本文探讨了对外援助与国内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国内社会支出高的国家对外援助支出也高。作者认为，必须考虑国内社会支出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平衡。对外援助和国内社会支出应被视为带来可观社会回报的投资，而不是没有任何社会效益的慈善行为。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是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一大挑战。
乌克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商界在继续推进艰难的改革。欧盟的支持和援助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欧盟的支持，改革之路将困难得多。投资民主转型，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比派出维和部队，为永久的弱势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要更好、更具经济性。
社会政治变化过程是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因此，德国等捐助国在开展对外援助时应选取更具适应性的援助项目。这意味着，对援助项目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最终成果上，还要让援助项目具备可问责性和可调整性，同时应使资金援助方和项目实施方之间达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1981至2010年的三十年间，全球极端贫困的程度大幅减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大自由贸易和增加私人投资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资助的援助项目的成果。英国当然应继续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其中一个问题在于，坚持将0.7%的国民收入用于援助是否明智。
无论是否属于修正主义，非传统捐助国似乎提倡范围更广、综合性更高的援助模式。这既不会将援助与投资和贸易绝对分开，也不会排斥非政府行为主体，特别是私有行业的参与。这可能有助于将援助彻底融入南南合作的更广泛领域。
全球16%的弱国在亚洲，而全球所有弱国30%的人口居住在这里。此外，亚洲八分之五的弱国被韩国列为2016-2020年的主要伙伴国。然而，韩国对这些弱国的支持集中于冲突和灾难发生后的紧急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这无法解决弱国的脆弱性问题，因此，建立合作战略对弱国提供支持非常必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呼吁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和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长。针对这一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MOFCOM)2014年发起了一项“全面深化中国对外援助体系改革”的倡议，这导致12月份新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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