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宣布将为太平洋岛国提供20亿澳元的资金，并表示愿意在援助方面同中国合作。作者担心，澳大利亚政府缺乏相关经验会导致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底下，或许向相关国际机构寻求帮助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莫里森政府宣布将向太平洋岛屿国家提供20亿澳元基础建设基金，以应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这表明澳大利亚可能已迷失方向——跟在地区新兴领导者后做出反应，而不是选择成为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领路人。
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正在进行重大改革。近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成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以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此外，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将吸纳美国发展融资相关的所有职能，并有权提供高达600亿美元的贷款。
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到2018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斯威士兰除外）都与中国有所接触。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大型投资者和对非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捐助者。为此，了解中国的利益在哪里发挥作用十分重要。
本文涵盖的内容包括：探索知识在新兴经济体发展合作经验中的重要性；在南南合作中有时相互矛盾的一系列进程中，制定政策和执行三角合作方面所涉及的挑战；知识创造链中捐赠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动力学；对中国对外援助支出的重要数据进行重新评估。
美国新的预算年度（2019年）将于2018年10月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对以色列2019-2028年的多年援助项目，总计380亿美元。然而，新的援助计划的条款更加严格。援助金对以色列国防产业的购买力将逐步下降到零。这对于要保持研发能力和国防产业实力的以色列来说是一项挑战。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发布了一个报告，称中国通过向亚太地区的16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自己谋取战略优势。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分人在用他们熟悉的思维方式揣测中国政府开展对外援助和对外合作时的考虑和立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类莫名其妙的非议折射出的正是一种自己干不了还不许别人干的狭隘心态。所幸，国际舆论中不乏理性声音。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ChithraPurushothaman近日发表《中国对外援助机构化之举为何重要？》一文，对中国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一事予以评论，称此举表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政策和经济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中国对外援助的优化和加强协调起到重要作用，并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加强的作用锦上添花。
“一带一路”是一个由中国资助并主要由它在第三国执行的项目。诚然，印度可以反对这个项目，但也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由于印度缺乏资金来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更不太可能拿出资金与中国在这方面竞争。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既是我们面对挑战的选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重要机制建设。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呈现的是相互分割或重叠的“碎片化”管理局面，这种“碎片化”状态日益束缚工作的有序和高效开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将打破这种局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在加大下，整合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助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更有利于树立我国大国外交的形象。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发展学在读博士鲁赛特立足国际社会视角，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未来运营方向、面对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探讨了政府与高级官员就援助和安全问题共同开展工作的近期经验，以确定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本简报概述了可以促进英国政府对援助和安全采取更加综合和有效方法的五个行动领域。
“平均而言，美国人认为，28%的联邦预算被用于对外援助，而这一数据只有大约1%。”问题在于，该数据特别具有误导性。美国人通常认为对外援助包括军事开支——鉴于美国巨大的军事预算，这无疑夸大了美国人对对外援助预算的估量。
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对外援助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澳大利亚每年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5.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这些资金被用于多个行业，但是仍无法满足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必须鼓励私人资本投资。
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影响对外援助政策、贸易协定及气候融资，但从利己角度着眼于发展并没有引领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时代。相反，富裕国家以自身利益出发不成比例的促进着发展。这可能导致目标国家受到发展援助，但非目标国家进一步落后，且差距不断扩大。
本文探讨了对外援助与国内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国内社会支出高的国家对外援助支出也高。作者认为，必须考虑国内社会支出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平衡。对外援助和国内社会支出应被视为带来可观社会回报的投资，而不是没有任何社会效益的慈善行为。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是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一大挑战。
乌克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商界在继续推进艰难的改革。欧盟的支持和援助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欧盟的支持，改革之路将困难得多。投资民主转型，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比派出维和部队，为永久的弱势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要更好、更具经济性。
社会政治变化过程是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因此，德国等捐助国在开展对外援助时应选取更具适应性的援助项目。这意味着，对援助项目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最终成果上，还要让援助项目具备可问责性和可调整性，同时应使资金援助方和项目实施方之间达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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