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更频繁地面临历史性洪灾的四个大城市(伦敦、鹿特丹、纽约和迈阿密)的气候适应策略,并提供了成功的战略和投资范例。基于这些案例研究,文章为各市政府提供了它们在自身气候适应计划中可以利用的地方政策与规划建议。
过去十年,印度在支持其长期发展目标的同时,采取多项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分析了印度已制定的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已经和正在实施的关键政策。目的有三:提高对印度目标的认识,评估实施进展并找到增强雄心的机会。
本报告着眼于2016-2017年在气候安全风险政策和实际应对方面取得的进展。今年的报告以G7独立委托报告“和平的新气候”及去年的报告“迈向全球复原力议程”为基础,阐述了外交政策制定者为降低气候脆弱性所面临的主要成就、隐患和新挑战。
法国和粮农组织更新双方合作蓝图,将气候变化、可持续农业、消除饥饿、农村发展及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置于未来几年共同战略行动的核心位置。
太平洋经济体正在加强适应力以应对未来的不利气候的影响。太平洋经济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可抵御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设施资产,加强灾害风险管理,及扩大社会安全网以增强灾害抵御能力。
如果印度希望成功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同时继续坚持低碳经济转型的承诺,它需要解决好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与印度的电力部门有关。为成功完成低碳转型,印度须解决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煤炭部门低效和替代燃料来源的问题。
政策界的很多人都将气候地球工程视为科幻小说里的内容,而不是需要研究支持和公众参与的一项可行对策。随着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继续减少,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地区没有将应对全球变暖的有用措施排除在外的余地。地球工程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不会使相关技术成为现实,但将为负责任的评估气候变化潜在应对方案提供一个框架。
美国在任何领域表现出的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蔑视都不如在气候领域那样彻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使美国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不参加该协定的国家。现在是国际社会开始考虑对美国及受益于化石燃料增产的美国企业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了。
如果各国不能确保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将对各经济体造成更加毁灭性的破坏。人们如何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文作者敦促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当前的经济体系,并提出了具体方式。
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远远落后于全球努力的步伐,这是由于领导层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方面采取的“鸵鸟政策”,以及对气候变化源于人类活动的否认。
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反之亦然。不同的碳价制定方法会对能源和其它价格产生不同影响。有些会带来稳定且可预测的价格结果,有些则可能加剧波动。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共同影响着宏观经济结果。
忽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将日益对人类生活、经济繁荣、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本文研究了气候变化、水安全及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突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面临的威胁。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何以引发政治不稳以及冲突期间,水和粮食如何被用作招募手段和战争武器。
国际能源署提出的正面情景突出了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增长前景,占全球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二。负面情景则是与能源相关的排放仍将上升,而这一结果远远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为了实现国际能源署提出的替代性可持续发展情景,所有国家将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当特朗普总统2017年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该协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该协定允许退出,但不是立即生效。在美国真正退出之前,它依然是该协定的缔约方,并应尽相关义务。退出意向书不会在法律上改变这一状态。美国作为缔约方似乎致力于采取一种与《巴黎协定》不一致且能够削弱该协定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方法。
本文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两方面辩论的平行演变以及汇聚过程;讨论了气候变化行动是否强于可持续发展行动;并评估了印度、斐济和德国在此方面的治理。本文强调发达国家带头为历史排放和消费模式负责。
在东盟十个成员国中,九个已批准《巴黎协定》。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但这些国家间的合作对实现NDC目标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必不可少。然而,在地区会议上,气候变化话题更有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话题。东盟各国应证明它们要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重视该问题,采取切实行动,来实现它们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当前,全球许多人都在观望谁会成为气候领导者,中国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采取有意义行动的迹象早已显现。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温和,更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正在远离重工业。这开拓出一条低碳发展道路。自2013年以来,创新的气候政策和项目在帮助中国减排方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约有一万亿美元已投入到气候解决方案中,涉及到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公共交通等方面。对于那些现在采取气候行动的人来说,经济奖励将是巨大的。事实上,通过建设低碳城市,到2050年,全球仅靠节能就能节省17万亿美元。
近期波恩气候变化大会上首份气候行动年鉴表明,企业、城市和区域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开展的有效气候行动可以为缩小全球排放差距、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向各国政府表明更高的雄心是值得的,也是可以从事的。此外,气候行动在南半球正在发展,很多气候行动倡议正朝向预期目标取得成果。
巴黎气候峰会两年后,当时所取得的外交突破以及制定的新目标所产生的欢欣大多已经淡去。自此缓解气候变化方面几乎没有新的目标。一个根本问题是全球温度目标的属性几乎不适合产生具体的国家行动计划,也根本不适合评估政府或商业实施的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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