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表示,气候事件可能会给城市带来灾难,让城市在几分钟内瘫痪。本文认为,人们应更加关注城市的气候适应能力。总之,城市是防止人类社会出现倒退的堡垒,城市的适应能力是保障城市不会遭受巨大伤害的有效工具。
本文对特朗普环保署提议的方法提出了法律和经济上的担忧,认为其前提是有问题的,破坏了成本效益分析的中立性。本文还详细说明了环保署的方法如何影响工作场所安全等其他监管政策领域。
人们普遍认为,南海各利益攸关方应搁置争端并合作保护过度开发的海洋自然资源,但这种合作方式尚未被建立。本文研究了是否可以利用各利益攸关方的海洋环境法律和政策中的现有相似点来建立这种多边合作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恶化已成为当前全球的一个紧迫问题。就土地面积和人口而言,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本文提供了旨在改善亚洲国家的环境质量的建议。
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新兴的多极竞争为《巴黎协定》的实施蒙上了阴影。随着《巴黎协定》的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为国家气候贡献提供期待已久的法律框架,但它无法通过多边谈判增强国家气候政策的雄心。
澳大利亚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过程引人注目。按照当前速度,2024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供电量有望达到50%,2032年将实现100%。澳大利亚电力行业有望提前五年(在2025年)实现该国在《巴黎协定》下的全部减排目标。这是世界上最快的可持续减排速度之一。
企业往往愿意声称自己的产品与市场上其他产品相比,能够帮助避免温室气体排放。虽然使用某些产品确实有助于避免温室气体排放,但准确地衡量产品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一项挑战。
要启动有弹性的投资,政策制定者必须帮助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地方领导人需要更清楚地说明弹性基础设施的好处,以便实现社区(和投资者)的参与。需要一套更加灵活的融资工具来支付升级费用,并为试验新的解决方案留出空间。
到2025年,仅维持现有基础设施的质量,美国基础设施支出缺口就将近1.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国会有一个巨大的授权拨款机会,让交通、能源、水利和国防基础设施更能适应气候变化,同时支持向更清洁能源形式过渡。
有了碳税和其他市场信号,可持续性不再只是个人信念、监管要求和额外成本的问题。企业要想在今天和明天保持竞争力,可持续性现在是一个商业问题。随着新加坡继续解决人们对气候问题的担忧,企业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在创造商业价值和可持续创新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2018年12月在卡托维兹达成协议后,《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一项重大外交成就。两项大规模的政治事态发展给《巴黎协定》的执行阶段蒙上了阴影: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多极竞争的出现。
根据最新的空气污染数据,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7个位于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平原,这里居住着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导致空气质量差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住宅能源的使用,已被确定为该区域排放的主要原因。
《绿色新政》的乐观、参与式精神值得赞扬。但绿色转型不是免费的午餐。在让我们变得更好之前,向碳中和经济过渡必将先使我们变得更糟,并且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将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
本文评估了几种减少沙特电力和水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供给侧政策办法。本文评估了这些替代方案对沙特二氧化碳排放、电力生产、燃料消耗、投资和成本效益,以及该国石油出口和收入的实际影响。
2019年对气候政策来说将是有意义的一年,通过一套规则,确保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监管统一,可能会让美国政府有理由放弃或推迟退出《巴黎协定》的计划。为确保卡托维兹会议取得成功,应积极寻求非封闭谈判议题的解决方案。
随着“能量转换”概念的出现,一种新的论述正在萌生。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摆脱化石燃料来实现完全脱碳的认知受到了冲击。新的想法是,应当诉诸科技寻找减少甚至消除现有温室气体(GHG)足迹的机会。
欧盟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通过升级短期和长期目标并支持贫穷国家来表明其减少排放的意愿。尤其是,欧盟必须注重深化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并提高政策领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随着现有塑料制品被碎裂成较小的颗粒并浓缩有毒化学品,塑料的潜在风险正扩展到环境和食物链的新领域。随着塑料产量的增加,这种风险只会加大。
人们通常倾向于将污染与采矿行为、制造工厂和发电站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时装产业同样对环境有巨大影响,它是世界上仅次于石油产业的第二脏的产业。
在本政策简报中,作者分析了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主要区域安全风险。作者认为,通过整合安全合作和气候复原力举措来预测和应对这些挑战,可以支持现有的风险管理结构,并促进加勒比海地区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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