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统计制度(ESS)的功能长期以来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欧洲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对加强欧元区及欧盟内的信任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分析ESS的治理之法、治理体系能否维护建立在可靠性基础上的信任及ESS是否践行了重要的欧洲原则。
互联互通机制的目的以及作用,就是促进两地资金流动,尤其是为人民币资金开拓了广阔的投资渠道,内地资金能投资估值更低、标的更多元化的港股市场,这本身就会促进资金向洼地分流,从而导致A股深市股票炒作的现象有所降温。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新政府上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度脆弱性将面临考验。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立场定会给所有国际合作框架带来众多挑战,金融监管体系也不例外。应对这一考验的办法应该包括:加速全球监管体系再平衡和实施改革,确保其在新环境中能够存活。
随着婴儿潮一代全部退休,在缺乏结构性福利改革的情况下,美国人口结构即将迎来的这种转变意味着将有庞大赤字出现。这意味着,政府要么大幅增税,要么大幅削减预算。好消息是,政府仍有大量时间来采取必要的改革,以抑制支出,避免大乱。坏消息是,政客很少提前解决问题。
印度出口呈自由落体式下降。进口汇票却随着油价的持续上升而不断增长。国内需求停滞不前,股市低迷,就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加把力帮助人们渡过这一关口。2017年,占印度国民人数1/5的四个邦将选举省级立法机构。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Arun Jaitley)可能在新一年预算中减免税收,但这只会惠及少数人口。
人口数量少导致太平洋岛屿国家工业化规模小,削弱了他们的规模经济。运输和原材料的高成本也使创业难以维持。太平洋岛屿国家需要对特定市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行业投资,升级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贸易机会,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是非常有利的,有了繁荣的资本市场,众多企业可以获得极低低成本的资金。但如果中国股市非理性上涨,在股市的资金还没有真正流入实体经济,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以大崩盘的方式提前结束牛市。那么股市支持实体经济的设想就会成为泡影。
影响企业发展的是企业综合负担上升速度过快的问题,目前企业本身承担的税负已不算低,加之近些年来,人工成本、环境成本、汇率成本、资金成本等都出现较快上升,企业利润空间缩小,税收利润比重加大,因此税感凸显。
“国企改革是逼出来的,越是经济下行,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要相信市场的力量。我们要积极探索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路径,坚定走市场化这条道路。”张永伟强调,国企容易被政府主导,千万不要把国企不当市场主体,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让其无限度地去拉投资、扩产能、背包袱,这最终会让企业和政府吃大亏,企业会失去调整的时机,丧失活力,政府则又被迫为困难企业埋单。
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政府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240%。主要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日本国债的评级,对其评定的等级甚至不及意大利。这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三次波动,每一次都与美国政府债务及其应对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正是这些波动导致日本政府陷入债务泥潭。
“对于筹建中的民营银行,应注意几个问题:在战略层面明确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基于发展模式,引入足够的高素质人才;形成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董事长、行长应有银行从业经历;构筑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打造千亿内部市场这样一个颇具意味和抓手性质的创新举措,显示两大世界500强企业的融合工作推进到实际操作层面。如果内部市场开拓有力,效果明显,实现1+1>2的效果,将为大型中央企业的重组提供样本。
小微企业管理相对比较粗糙,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也很难承担专职税务人员的成本。以往的做法是向小微企业征收定额税,手续较简单,也不需要发票。而营改增以后,管理更加规范,税收抵扣需要发票,增值额大的企业纳税增多,部分小微企业税负可能增加。
倘若特朗希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就不能接纳纳瓦罗消除贸易逆差和实现“平衡贸易”的疯狂计划,他的计划会导致大规模资本外逃,令国外市场对美国商品关闭大门,带来经济灾难,但愿此计划会引发国会共和党人的公开反抗。
不可预见的地缘政治事件笼罩着2017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前景。政治不满情绪推动了英美等国的反建制派力量,这可能令全球贸易议程混乱。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塑北半球贸易关系的意图让拉美经济前景变得不明朗。
“要综合考虑过剩产能企业的发展特征和经营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发金融产品,实现过剩产能与有效需求的合理对接。针对进行重组兼并整合的企业,通过调整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措施,以及‘商行+投行’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降成本。”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增加了“一带一路”沿线货币融通的可靠性、可行性。目前,美元加息导致资金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增加,用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美元资金呈下降趋势,人民币可以弥补美元缺位带来的影响。长期看,人民币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起到主导作用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发展理念也进一步渗透到全球治理理念中。例如,中国强调多方参与,追求更加公正合理,使各个国家都能受益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要更加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发达国家要接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开展对话、协商与合作。从物质层面到理念层面的推进,体现出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迈向“全球治理时代”。
中国政府“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创新金融服务,“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已经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近段时间关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文件相继出炉,践行绿色行动也将随之不断深入。
最近十几年来,人民币曾经长期处于升值通道之中,这对我国的外贸交易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政府财政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也难以取消,也成为美国等国家攻讦我国外贸政策的一个借口。近年以来,随着欧美“黑天鹅”事件的频发,人民币的贬值可以顺势把之前积攒的压力给释放出来,缓解了我国出口的压力,减轻了外贸企业汇率风险,央行的淡定也是对国外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一种回应,这也可以为我们以后进行调控争取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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