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12月2日是老挝国庆日,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0周年,今年的老挝国庆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历时5年建造的中老铁路于12月2日正式通车。本政策简报旨在概述中老双方的努力,并将探讨该项目为老挝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收益。
为在疫情中树立正面形象,中国积极向非洲提供疫情援助,以填补在非洲出现的软实力真空。真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退出国际舞台。中国运用其智慧与力量,将其在非洲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其公共外交将援助项目、赠款和低息贷款联系起来,从而与非洲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
过去2年亚洲地区已明显转变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地方/地区冲突可能会涉及大国(尤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并且爆发重大战争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自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已过去20年。在此期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高,但也变得更具争议性。许多人认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进而助长了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 事实上,中国入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净利好。
2021年,中国电动汽车在国内发展迅猛。下一步,它们可能希望向海外进军。
欧盟12月1日公布“全球门户”计划,拟在2027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用于数字、气候和能源、交通、健康、教育和研究领域,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推出这一举措背后的理由很明确:世界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中共中央是如何制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量化指标是什么?又是如何考虑的?本文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全面评价和总结,包括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民生福祉、自然资源与环境这四大目标和指标。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与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在2007年创造了“中美国”短语,用来描述中国与美国的共生关系。弗格森曾被问到:“后世子孙会在什么事情上给予我们最严厉的批评?”弗格森回答:“在第二场冷战中输给中国。”美国和中国能够且应当共同努力,把他的这番回答变成无稽之谈——这也是为了全世界。
美国对中国的愤怒程度仍在飙升。对北京的执念已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所有领域。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趋势,这种氛围导致的人才流失最终可能对中国有利。
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西方和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展开了对双方都有利的相互交往。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相互脱钩的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管控,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影响和避免冲突风险。
泰国银行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下降。尽管其他国家因疫情撤出,但中国却一直在增加对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2019年,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总额首次超过日本,达87.23亿美元。对泰国各行业的兴趣推动了这种强劲的外国直接投资势头。泰国官员希望这种趋势能够继续下去。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建造一支小型柴油动力潜艇舰队,人们不会期待它用这只舰队支持美国的对华行动。如果获得远程核潜艇,澳大利亚或将被要求为其曾力图避免的行动做贡献。当有办法说“是”时,对盟友说“不”就困难了。
本文介绍了中国湖南省实施的减贫实践和政府补贴计划。在湖南省,政府补助项目主要针对的是贫困老人、残疾人、农民工及其留守儿童。这些项目主要通过建立生活、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体系来减少贫困。
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渴望在气候问题上成为全球领导者,但两国之间的竞争适得其反,未能产生期望的结果。为了使竞争具有建设性,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增强雄心并采取后续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农业和粮食系统。面对疫情,中国采取了有效措施,成功遏制了疫情并促进了经济复苏。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各种政策和投资计划,实现了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应如何持续地消除绝对贫困,以及如何推进其它指标的增长。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北京现在肯定认识到它需要自己的阿富汗政策,由于存在太多利害关系,它不能再将决策外包给巴基斯坦。中国也可能会反思其在印度北部边境相关活动的成本/收益。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重新审视其南亚战略,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再平衡。
中美之间的激烈争执动摇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柱,对世界贸易的长期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文献发现,反倾销是双边贸易的重大障碍,尤其是在此类措施生效期间。此外,作者还发现反倾销这一临时贸易壁垒的不利影响并非是临时的。虽然反倾销措施撤销后,贸易略有复苏,但一旦受到影响,双边贸易就不会完全恢复。
美国的“红蓝之分”现已极为严重,由此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分裂。美国国内近乎绝望的情绪正在促使中国精英阶层形成截然相反的情绪。中国精英阶层越来越确信,他们的国家正在超越美国,并将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随着中国经济和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的反应变得更加有力和不灵活。为实现其目标,特别是在面临多边机构内部的反对时,中国采取了多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这一战略是由国内需求、战略关切和国家发展经验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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