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罗素来到中国考察以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问题》,今天“一带一路”是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不是纯粹的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的问题,或者是中国问题背后世界性的问题。所以中国智库研究这个才是有影响力,只关心中国自身问题,跟世界的联系不够是不行的。
随着中国成为中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行为主体,中亚各国开始寻求拓宽互动交流范围,并开启长久以来一直倡导的“多重向量”外交方法。
通过提高全国清洁能源产能,中国正在构建规模化经济,以出口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在清洁能源市场上,中美并非总是竞争关系,也有许多正在进行的合作。美国还没有出局,但是如果保持这个趋势将被中国超越,而美国无法承担失去清洁能源发展机遇的后果。
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在过去十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宝贵,但其有效性并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2016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亚洲——尤其是中国需要发挥更为核心的作用,以确保全球系统的可行性。
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中国“一带一路”(OBOR)倡议下最大的投资计划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价值估计达460亿美元并可能使中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中心。
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做出了新的、将改变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选择。他提议任命对华强硬的罗伯特·莱蒂泽(Robert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2016年底已获悉,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将领导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他也经常发表对华强硬言论。该委员会将负责研究行业政策。
瓜达尔港在CPEC(“一带一路”的试点项目)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巴两国也十分重要。通过瓜达尔港,巴基斯坦有望转变为西亚和中亚国家间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活动中心。
表面看,特朗普是要让“美国制造”重新攻占美国和全球市场,但实际上,这些豪言壮语更多还是针对美国的就业问题讲的。有些美国人习惯从“零和游戏”的视角出发,将美国的就业问题同中国直接挂钩,认为中美贸易额变大了,中国人的饭碗多,美国人的饭碗就会相应减少。在这些人看来,美国的就业问题,转变成了怎样让中国人的饭碗重新变成美国人的饭碗。
“中国大企业在海外”会议,将于2017年1月18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举行。虽然中国的海外投资和金融近年来显著增长,但该国的大企业在海外正面临新挑战。
本文研究了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并且分析了一些重要问题:中国的投资与其他外国投资有多大不同?中国投资偏离国际标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何影响?随着中国投资增加,它会变得更具代表性吗?会重塑国际标准吗?或者,会继续与全球实践不一致吗?
2016年12月27日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三国外交官员在莫斯科会面,决定寻求包括解除联合国对塔利班部分领导人制裁在内的灵活方法,以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而印度的立场是,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存在关联,是阿富汗最大的威胁。
2017年或将是亚洲地缘政治有趣的一年。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特朗普将于2017年1月20日接手美国总统职务、中国的主动行为增多,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手段。特朗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将对亚洲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私营工业公司更为温和的利润增长是源于相对更强的基础。国有企业生成的工业利润所占比重仅是私营公司所占比重的一半,并且这一比重今年并没有激增。这看上去像国有公司利润的周期性复苏,而不是国有和私营公司相对角色的根本性调整。
现在吉隆坡正在加强避险策略,而不是倾向于中国。虽然吉隆坡正在与中国构建更为密切的经济、防御和安全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与美国的关系。面临不断升级的中美紧张局势,吉隆坡正在一些问题上扩大外交斡旋空间,特别是会对马来西亚领土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南中国海问题。
美国对亚洲区域违反民主和人权进行抨击后,其在该区域的两个最古老联盟——曼谷和马尼拉开始疏远华盛顿,转而倾向于中国。这为奥巴马的亚洲中心轴政策的有效性画上了问号。但是,曼谷和马尼拉并没有在该区域再生波澜,
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各种“转折点”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库兹涅茨曲线和中等收入陷阱中得到了体现。通过研究两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本文发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汇处。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
本报告旨在提供多个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比较视角。中国政府2013年秋季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并很快将其呈现为关键的国家概念,“一带一路”倡议也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制定外交政策的考量重点。本报告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14个欧盟成员国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本文介绍了对印度纸媒的调查结果——即对从印度全国性纸媒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也从纸媒网站收集了2012-2014年的数据。
地方公债对外部资金依赖型行业中的私营企业的投资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政府债务高的城市中,企业层面的投资对内部资金更敏感。总之,这些结果表明,2008年后与财政刺激相关的大规模公债发行削弱了私人投资,从而削弱了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转变关头。世界既存在着合作治理的前景,也有走向分裂对抗的可能。而2016年的东亚,是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末年,也是安倍领导的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正式实施新安保法的元年。这年之初,中国领导的代表国际经济合作新潮流的亚投行开始挂牌运行。在这多种力量进行历史性的折冲缠绕的情况下,中日关系也陷入徘徊,究竟是分道扬镳甚至对峙抗衡,还是顺应历史构建新的合作架构,将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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