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四方安全对话”中心舞台。过去5年里，这4个国家都宣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旨在利用该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除了国家议程和投资之外，它们还将与志同道合民主国家开展跨国技术合作视为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然而，采取协调一致集体行动并非易事。
印度和日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感到担忧。受此影响，双方的战略趋同达到了新的水平。随着印度总理莫迪5月24日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会谈，印日双边关系继续深化。
面对中国崛起，西方国家纷纷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计划，如近期成立的澳英美联盟（AUKUS），以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欧盟的印太战略（FOIP）。上述联盟和战略都是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机制，但它们存在两大缺陷——缺乏一致性，以及缺少有效的经济影响办法。
澳英美联盟协议让澳大利亚重回英语文化圈（即大西洋世界），而以同样笨拙的姿态强硬地背弃了其所在的地理区域——亚洲。
美国拜登政府以对抗中国为中心目标提出了重视印太的新外交战略，力争通过澳英美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框架，强化与奉行民主主义的同盟国关系，赢得同中国的竞争。但是这反倒引发了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不睦，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态势升级也开始引发担忧。
作者认为，解决缅甸危机的一个被忽视的解决方案是“四方安全对话”，该机制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旨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分享和推广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在近期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四方领导人曾明确表示，找到解决缅甸危机的早期和和平方案是当务之急。
美国在印太地区正输给中国。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军事现代化和外交努力已经削弱美国的竞争优势，并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于美国有效地与中国竞争至关重要，拜登总统已将此列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特别是，他的政府正将“四方安全对话”作为其印太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自2007年“四方安全对话”首次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以来，该集团的议程往往受到其军事合作的强度和速度的推动和评判。但是，这种对安全关系的过分强调会适得其反。不管有何领土争端或它们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有何担忧，“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国家都仍然与中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亚洲力量格局的重新定义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同步发生。制衡中国的需求促使该地区一些国家奉行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的战略，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对这种联盟在发生危机时的有效应对能力表示怀疑。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与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共处将是不舒服的。对它们来说，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方面的合作来对冲风险同样是合理的。不幸的是，“四方安全对话”不会改变亚洲的历史进程。
无论中国战略界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反应有多么直接和敏感，这都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文章认为，中国对“四方安全对话”的看法更具结构性，不限于军事范畴，且与中印竞争崛起、日本在亚洲的再度复兴，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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