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能源独立”与关于“经济增长”的行政命令有着明确的目标，即逐渐弱化国内的气候行动，且可能成为美国逐渐从《巴黎协定》中抽身的第一步。此举并不令人吃惊，但对于防范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全球举措及已在奋力应对极端天气的贫穷国家而言，这一做法可谓具有毁灭性影响。
可再生能源在减缓气候变化和保证长期能源供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可能迫使政府为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提供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给予消费者税收减让使之购买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者给予可再生能源技术制造企业拨款、基金、奖赏等激励。
2016年11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框架下的《巴黎协定》生效。这是首个普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发达国家再次确认了其在该协议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义务，还需要意识到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同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潜在可能性。
森林保护工作是联合利华2010年推出的联合国可持续生活计划的一个部分。联合利华拥有世界最大的棕榈油需求规模，因此公司有责任确保供应链没有加剧热带森林砍伐并解决地方性社会问题。联合利华承诺将把在森林保护方面取得进展的管辖区作为优先采购来源，并取得了一些良好的初步进展，其中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当前化石燃料生产补助的规模、范围与其对气候的影响之间的关联，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提供了关于化石燃料生产补助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强调了化石燃料补贴对气候的负面影响。
拉丁美洲已做好2017年担任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全球领导角色的准备。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及在该地区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带来了希望。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3%，拉丁美洲已经引领全球绿色能源运动。
无论《巴黎协定》是否实现了其全部目标，该协定的签署很可能逐步会使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采取更加严格的气候政策。这些政策将直接影响贸易，并与管理贸易的法律制度相互作用。
全球都在尽力寻找一种方法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已为发展低碳经济作出调整。作者对英国、美国、德国和丹麦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进行对比后发现，各国采用的方法存在差异，而公众舆论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即使奥巴马未能将美国推向2050年排放降低80%的轨道，但在其任期内美国以及全世界都经历了重要变革，让人们意识到在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虽然不能全都归功于奥巴马，但是在关键时刻奥巴马凭借其大胆的领导力支持并推动了这一转变。
考虑到美国总统可能进行连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当政8年后,全球气候政策将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这一研究证实了一个过去的看法，即如果没有重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下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速度可能会加快。这表明即使采取短期激进政策，也很难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2℃以内的目标。因为政策的推延，实现当前目标所需的碳价格也随着时间而提高。
作者指出，煤电产能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会降低自己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参与度。事实上，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在全球气候对话中扮演领导的角色。满足国内能源需求并实现排放目标是这一领导角色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正在投资并生产可持续能源、实施成功的碳交易系统并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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