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技术和经济变化,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的转变表明,中国最终或将表现出更大的气候外交雄心。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重大考验:在国内加强低碳能源转型,并在海外通过投资证明它的环保信誉。中国在深化国内能源转型和绿色海外投资前,尚不能在气候事务方面承担国际领导地位。
自从各国首次确定国家自主贡献(NDC)以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根据定于2018年开展的促进性对话的结果,并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技术和关键部门的政策演变,各方有机会在2020年就新的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进行交流。本文就各方如何在2020年前和之后每一个修订NDC的五年周期中优化它们的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一系列选择。
全球排名前20的肉类和奶制品公司释放的温室气体比德国整个国家释放的还要多。本文作者指出,如果不应对肉类和奶制品产业的惊人排放量,各国政府在波恩许下的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度或甚至2度内的承诺恐将无法实现。
自从美国现政府宣布打算退出《巴黎协定》以来,美国各州、地方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已建立诸多气候倡议和联盟,以证明该国仍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迄今,美国的非联邦气候运动一直致力于减少国内温室气体排放,以支持《巴黎协定》。
本文研究了亚洲的水资源安全风险。亚洲大陆规模巨大,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复杂,加之这里的几个世界最大型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速度增长,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水资源治理情况都比较糟糕,这些都意味着亚洲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安全风险。
印度现有的办法不必要和不适当地集中在特性方面,这是立法未能实现既定宗旨和目标的主要原因。报告还讨论了各种法规治理框架的理想特征,并为改进这些框架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国际与国内气候政策讨论中,气候工程(CE)日益成为广泛的公共政策所关注的领域。除了在监管环境下受到更多的关注,人们逐渐加强对国家支持的CE技术与评估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尽管CE的重要性凸显,但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不在加拿大公共政策议程之中。本文认为,加拿大应制定一项CE研究国家战略。
本文评估了世界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否已达到峰值、何时达到峰值,以及它们是否承诺在未来达到一个排放峰值。文章发现,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正在呈现:到2030年,已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或承诺今后达到一个峰值的国家数量将从1990年的19个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在全球所占份额将从1990年的21%增长到60%。
《巴黎协定》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的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氧化碳的清除方法,由于诸如世界银行的森林投资项目重点强调私营领域参与气候金融的机制,气候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支持此类造林方案。
2011年至今,美国发生了84次极端天气事件,每次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损失。气候变化已让纳税人付出沉重代价。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AO)的一份报告,过去10年,联邦政府已花费3500亿美元来应对气候灾难,到2050年,这类费用将达到每年350亿美元。极端天气事件往往对工薪家庭的伤害最严重。
政府在支持和研发方面扮演着关键作用,仍存在开发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方法,以便随着全球经济向去碳化的方向转型而发展出清晰、可预测的气候政策。
本文探讨了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地区气候变化的弱点,以及为应对这些弱点开展的举措。BIMSTEC地区国家需要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控制和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综合有效的合作。
2017年,埃塞俄比亚再次被评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政府希望这种势头继续维持下去。然而,气候变化、相互冲突的水需求和流域退化可能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对该国最贫穷人口而言。对所有埃塞俄比亚人来说,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对于保持发展势头,并迈向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
亚行的太平洋业务覆盖了14个发展中成员国(DMC)。为支持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国,亚行正在将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灾害风险管理纳入业务范围。
减少国际海运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举措直到最近才被偶尔提出。《巴黎协定》没有将减少国际海运业排放的责任分配给任一方,但确实在全面汇总全球排放量和制定全球减排目标时包括了该行业的碳排放。若不解决国际海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巴黎协定》的长远目标将无法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气候变化不常出现在同一标题中。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外的经济学家开始明白,气候变化对国家和地区经济有重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做三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深化有关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影响的研究;正式把气候变化纳入政策对话中;把用于气候适应力的支出视为投资。
塑料长期以来一直是环境威胁,塑料微粒(长度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让它受到了更多关注。塑料微粒可以潜入人类饮食。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自来水可能被塑料微粒污染。
特朗普政府取消或故意拖延了众多旨在保护美国人健康与安全的联邦政策,而美国许多市长则走着截然不同的路线。在美国各地,城市领导人认识到了转向可再生能源带给经济、公共卫生和生活质量的好处。本文就如何设计和实施战略,以建立公正和有活力的城市,并为人们创造新的经济机会,给市长们提出建议。
绿色气候基金(GCF)旨在成为世界领先的公共气候融资国际渠道。截止2017年9月,GCF已调拨22亿美元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43个项目和计划。本文的目的在于初步评估GCF是否正在履行其职责。本文发现,如果不迅速的改变方向,GCF可能成为大型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的陪衬。
在低碳转型方面,中国的成就远超世界预期。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约3600亿美元。中国2016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约为780亿美元,达全球第一,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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