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沉溺于过时的国际秩序，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预测中美关系难以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发展充满疑虑。这是错误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中美两国必须超越象征性的握手。唯有着手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持久共存关系的基础，展现出解决深层次冲突的政治意愿，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过去30年里，美国和中国促成了几项突破性的气候协议和政策创新。从1997年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到2023年发表《阳光之乡声明》，这种双边环境关系不断适应政治变化。
面对气候变化等威胁，中美两国年轻人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对话有助于建立信任。
新的通用和专门机器学习模型将在未来几年对中国和美国产生深远而未知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开发这些工具前沿，并受到影响。
中美双方有重要的理由进行气候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能减少排放，而且也符合两国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面对美国，迅速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慌张。没有慌张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理由有十个之多。
多名专家认为，美限制对华科研合作是个“坏主意”。科研人员指出，美国打算取消资助中国研究实验室的做法与其说会对中国产生实际的影响，不如说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就美中商品和服务的整体贸易而言，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意义上的脱钩，也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而拜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贸易战，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
中美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两个大国还在亚太地区进行了更大规模军事部署，尽管全面的军事冲突仍然不太可能发生，但无意的碰撞或对即将采取行动的误解信号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
只有在美国和中国合作应对的情况下，从全球变暖到解决下一次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广泛的关键性问题才能得到补救。两国都有能力阻止对方的倡议，从而实际上妨碍全球的总体进步，因为两国加在一起很快将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冲突作为现代中美关系的显著特征，绝不是特朗普政策引发的现象，也不是世界政治的暂时趋势。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冲突的条件和因素是几十年来积累的，尤其是在2009-2011年。在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任务背景下，亚太地区（或用美国的术语来说，印太地区）是华盛顿的优先事项。
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中国会有不负责任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个公认的全球大国采取负责任的举动。
中国与西方的合作以及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可，会让中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愿意承担与其他西方优先考虑事项一致的风险。美中加大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合作，不仅会让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还会指向一种公正、可持续、和平的选项，替代大国之间日益升级的对抗。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极端气候事件占据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因为受人类活动影响，过去两千年气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任何全球气候解决方案中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双边合作能力变得复杂。
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经济对手，其规模与美国相当，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超过美国。本文考察中国在大多数经济竞赛中缩小与美国差距、甚至在某些竞赛中超越美国的记录。本文分析集中在四大经济支柱上：GDP、贸易、商业和投资以及金融。
美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偏好，它们无法想象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全面脱钩。关闭开放的大门不能让美国变得更安全，摧毁现有秩序去追逐虚妄的目标也不会让美国成功。华盛顿需要找回务实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
对美国人来说，让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指责这个亚洲大国导致美国工厂的就业岗位在过去20年里大量流失。麻烦在于，美国的大多数资本货物依靠进口。而为了减少长期对中国的依赖，它必须在今后数年进口更多的资本货物——包括从中国进口。
作者在文中表示，中美之间竞争加剧，将对加拿大国内和全球利益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美国寻求通过与盟友和伙伴集体方式与中国竞争和对抗，华盛顿将越来越多寻求渥太华的支持。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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