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盟暂时取消了有关各国对抗气候变化的出资规模的规定,允许政府引导公司度过危机,并使用公共资金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本文建议通过为国家援助措施附加绿色条件将这些政策结合起来。这样,绿色复苏就有望实现。
新冠病毒引发的流动性限制和经济活动崩溃正在对环境产生积极的短期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但是,这种大流行对当地空气质量和全球气候的积极影响可能是暂时的,排放量随后有望反弹。人们可以通过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新冠病毒,但限制全球变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大规模挑战。
欧洲的注意力迟早会转向制定一套更能持久的财政刺激方案,而“欧洲绿色协议”可以成为一份很好的指南,就经济需要向何处发展为欧洲领导人提供指引。若该协议得以成功落实,这不仅将重塑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将重塑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本文分析了新冠病毒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地缘政治以及气候治理的影响,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抗击新冠病毒无疑是各国政府和公民的优先事项,但短期的危机不应分散能源和气候政策的中期和长期挑战。
英国迫切需要整合其贸易和气候政策制定,并利用当前危机为国际谈判带来的有限的喘息空间,加紧确定有关这一关键政策交叉点的战略和优先事项。英国政府已迅速采取行动,以在脱欧后重设其对外贸易关系。同时,英国又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主办国,这为政府提供了重要机会。
英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但是,政府可以以英国脱欧为契机,制定雄心勃勃、可持续和经济上可行的政策来应对气候问题。离开欧盟可能会使英国摆脱欧盟环境政策存在的诸多缺陷的束缚,但政府仍面临许多挑战。
欧盟雄心勃勃地承诺要在2050年前实现气候中立。然而,为了保护以煤炭为基础的庞大的能源部门,并从欧盟其他国家获取更多气候转型租金,波兰迄今一直拒绝加入这一行动。这可能会削弱欧盟迅速开始实施新的绿色协议的能力。
新冠病毒大流行首先是一场人类悲剧。这种病毒还像一场全球海啸袭击社会,扰乱旅行,切断社区,关闭工厂,动摇经济市场。不出所料,这一重大全球性破坏力正导致能源需求下降,进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经济低迷造成的减排往往是暂时的,随着各经济体试图回到正轨,排放可能增长。
国际气候与安全军事委员会(IMCCS)专家组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上发布了其首份《 2020年全球气候与安全报告》。该报告是从国际军事和安全专家的角度出发撰写的,概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机会。它建议重视“防气候变化”的国际安全,以避免出现重大的灾难性安全威胁。
南洋理工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新加坡)非传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Jose Ma. Luis P. Montesclaros发表题为《除应对新冠病毒外,各国还应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疾病》的文章称,政府仍应分配资源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疾病。
澳大利亚围绕丛林大火的管理和气候变化展开了辩论。没有单一的降低风险策略。要适应环境和气候,控制燃烧仍然是关键。
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一个《欧洲绿色协议》,将经济增长与205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至零相结合。而且,欧盟委员会提出解决碳泄漏问题的两个主要途径,但这两个途径都可能给大西洋两岸关系带来问题。理想情况是,欧盟和美国利用《欧洲绿色协议》的启动加强它们在脱碳技术上已经很强的合作。
在欧盟下一个多年期财政预算中,分配给共同农业政策(CAP)的资金将减少。作为交换,在执行政策方面欧盟委员会赋予成员国更大的灵活性。这或使共同农业政策更好地适应各种需求,但也可能削弱其一致性。
由于电子商务交付需求不断增长,到2030年,全球前100大城市的送货汽车数量将增加36%。若没有有效的干预,这将导致碳排放增加和交通拥堵加重,使得全球前100大城市因最后一英里交付而碳排放和交通拥堵增加30%以上。
2019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涵盖《智利-马德里气候行动时刻》和碳市场问题在内的“一揽子”决议。尽管会议在建立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国际框架方面进展甚微,但2020年仍有很大的行动空间。随着全球越来越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需求已变得十分明显。
澳大利亚熊熊大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水供应量急剧下降。该国正面临供水危机,从中长期看,这显然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国防预算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正如澳大利亚水危机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适应气候变化势必将严重影响未来几年全球的国防预算和优先事项。
在欧洲安全秩序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欧安组织及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已展现出新的活力。然而,政府间加强合作并不自动意味着信任增加,也不一定会在“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德国应与欧盟伙伴一起,特别注意如何提升欧安组织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应积极促进欧安组织各维度之间的联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能源和国家安全项目副研究员Lachlan Carey和高级研究员Sarah Ladislaw发表题为《中国的多边主义和绿色“一带一路”承诺》的文章称,从最高层面来看,中国政府结束“债务陷阱外交”和忽视环境问题的承诺似乎足够可信,但其难以掌控“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众多参与者。中国需要用行动来支撑言论。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新加坡)客座作家lex Mark Lechner等发表题为《确保“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环境可持续性》的文章称,中国在东南亚的许多“一带一路”投资都是以化石燃料项目或自然资源开采的形式开展,这两者都有可能破坏生物栖息地并增加污染。评估“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影响对于确保增长的可控性至关重要。
菲莎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利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投入产出数据,研究了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每吨50美元的碳税对国内商品价格和经济不同部门的生产成本的短期影响。结果表明,一旦开始推行全额征税,石油和煤炭产品、农业化学品、发电、输电和配电以及基本化学制造这四个行业将面临短期内单位生产成本增加超过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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