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这种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然而,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基础设施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这场革命。它仍然是经济中数字化程度最低的部门之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11月17日发表文章称,泰国希望在2023年底前开通采用中国技术的高铁,为泰国带来新变化。
中国元素及其夹带的中国影响力扑向全球新兴市场,东帝汶也不例外。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新加坡)高级研究员Ian Storey在题为《泰国的克拉运河项目:优点、缺点和潜在的规则改变者》的文章中称,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与泰国运河研究与发展协会强调了三个“规则改变者”:泰国新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的“20年发展战略”。这些“规则改变者”使克拉运河比过去更具可行性。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项目负责人Roland Rajah等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贷款援助》的文章称,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蓄意开展 “债务陷阱”外交。中国如果想要避免外界对其“债务陷阱”的指责,则需要大幅调整其方法,包括采用与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正式贷款规则。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Linda Calabrese发表题为《使“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发挥作用》的文章称,“一带一路”倡议专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来填补本国的基础设施缺口。但如何让非洲国家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更大利益呢?
德国《日报》网站11月5日报道称,来自中国的一趟大型货运列车5日首次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马尔马拉海底隧道,从而建立了一条新的通往欧洲的跨欧亚铁路线。报道称,“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大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对土耳其而言,与“一带一路”对接是一项成功。
菲律宾的铁路部门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地面运输需求,带来了更多的公路交通流量,进而导致了交通拥堵和污染加剧。马尼拉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技术能力来改善其铁路网络,因此它开始寻求外国投资解决这一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和日本在菲律宾铁路项目上的投资既具有商业动机,也具有地缘政治动机,但中国项目的收益将低于日本项目。
由于有着充足的财政支持、接纳东道国要求的灵活方式和相对便宜的价格,中国在高铁项目竞争中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了三个项目——曼谷-呵叻高铁项目、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曼谷-罗勇高铁项目,而日本仅赢得了曼谷-清迈高铁项目。
在谈论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时,很少有人将它与非洲联系起来。然而非洲国家也参与其中:截至2019年9月,55个非洲国家中有40个已经就“一带一路”倡议签署了某种谅解备忘录或其他协议。“一带一路”倡议专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来填补自己的基础设施缺口。
跨越克拉地峡修建运河的利弊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支持者强调运河项目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反对者则认为该项目过于昂贵且在商业上不可行。自泰国2014年政变以来,克拉运河项目的支持者强调了三个规则改变者:泰国新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的“20年发展战略”。
基础设施发展将在落实亚太地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寻求可持续基础设施应是亚太地区发展议程的核心。然而,亚太地区在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风险,影响着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文章以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建设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例,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其经济影响力,还能使世界了解到中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能力。文章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之间的友好互通,将降低各国货物进出口成本,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欧盟-亚洲连通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互补。只要中国不强迫任何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欧盟也不会如此。欧盟很难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联系,自身也渴望从中国获取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因此,欧盟应该将自身有吸引力的贸易和投资提议摆在桌面上,以激励欧亚各国保持开放的经济和能让所有外国参与者的公平竞争环境。
1981年,近15亿亚洲人(即该地区总人口的70%)处于贫困状态。到2016年,这一比例降至10%以下。亚洲成功地让十多亿人摆脱了贫困,可谓是一项经济奇迹。文章指出,这种奇迹主要归功于亚洲的贸易开放性和全球价值链(GVC)的扩张。
亚洲开发银行东南亚部首席私营部门发展专家Donald Lambert发表题为《建立信誉:国企如何获取基础设施外国融资》的文章称,由于通过政府担保手段来借贷资金,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国有企业在初期很难以商业条件进行借贷。因此,国企在为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外国融资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建筑物在运行过程中不排放温室气体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至关重要。但在过去,人们认为,只有技术先进或富裕的国家才能建造出零碳建筑。而世界资源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国家发展状况如何,各国都有实现建筑零碳排放的政策途径。
由于通常通过政府担保手段来借贷资金,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国有企业在初期很难以商业条件进行借贷。因此,国企在为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外国融资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文章认为,国企向国际贷款实体借贷面临着企业治理、透明度、能力、定价、货币冲突和法律风险七个方面的挑战。
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美国民选官员经常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立法进程可能取得进展的一个罕见领域。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已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任何基础设施立法都包括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聚焦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支出方法,将标志着国会对基础设施和气候立法的考量发生重大转变。
近年来,中国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给日本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蒙上了阴影。尽管如此,但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仍超过中国企业。本文研究了印日关系的潜流,以评估两国如何以及为何寻求塑造地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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