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一样,如今它也在扮演类似角色。在发达国家依然岌岌可危的背景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反弹势头正在增强。
许多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但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一个多星期,确实仍有一些选民尚未拿定主意。针对这部分选民,我们要说的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第二任期就等于是投票支持美国陷入衰落,支持让美国民主陷入危险。
黑海地区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为欧洲的未来而竞争的中心。甚至在2014年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该地区就经历了长达20年的紧张局势,冲突一触即发。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和冲突,美欧官员和分析师对该地区安全挑战的关注程度并没有像对北欧国家那样高。
气候变化已经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到粮食安全、农业,特别是作物生产。在高度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农业地区,随着气候影响的加剧和农业生态区的转移,目前的作物可能失去生存能力。虽然在许多地方可以采用增强现有作物生产系统抗灾能力的渐进式适应措施,但其他地方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作物生产系统的变革性适应措施。
随着美国摆脱新冠肺炎,政策制定者必须抓住机会,重申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为此,本文就美国国家技术战略给出建议,包含七项元素:重新投资创新基地;支持关键技术类别;制定全球标准;推广全政府技术管控政策;与盟友就多边技术管控开展合作;制定国家数据隐私法规;与盟友协调数据治理原则。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是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按照2018年《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规定的新权限,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可以开展股权投资和技术援助,并且受命越来越多地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
欧洲在反垄断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给美国科技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这还可能使欧洲反垄断执法政治化,并对欧洲自身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削弱投资者对欧洲初创企业的兴趣,惠及非欧洲企业,削弱欧洲消费者接入更大网络的能力,和破坏创新能力等。
从选举安全到围绕TikTok不断发酵的事件,私营部门在数字安全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私营部门对全球互联网架构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联邦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其与私营部门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和战略。
中美贸易谈判的美国鹰派贸易代表罗伯特·E·莱特希泽现在已经变成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态度最为缓和的人,作为最维护中国的人士之一,莱特希泽利用自己的权限阻止了多项可能恶化中美关系的政策措施。
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所需的社会隔离措施产生惊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女性的冲击尤其严重。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对女性很刻薄,而新冠病毒擅长捕捉和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2019年的汽车销量约为2500万辆,但中国去年仅出口大约100万辆汽车,而且主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中国品牌在发达市场并不知名,外国汽车企业利用它们的中国工厂制造的汽车主要面向本地市场销售,而不是出口。外国汽车企业开始将中国作为电动汽车的出口枢纽,对中国来说是个好兆头。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欧洲安全形势至关重要。几十年来,美国的参与(通过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美国也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大体稳定的国际大环境。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这一角色,导致欧洲安全局势恶化。对于欧洲而言,拜登胜选比特朗普胜选要好得多。
拥有3.28亿人口的美国,累计感染病例已超过810万,其中死亡病例超过21.9万———为全世界之最。而人口高达14亿的中国,只有约9.1万例确诊病例,死亡约4700例。18日,美国新增确诊病例47637例,而中国内地仅新增13例。美国的死亡率约为每百万人死亡670人。而中国每百万人仅死亡3人。
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与其说是这些早期控制措施的结果,不如说是这个国家在允许人们重新开始流动后所采取办法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追踪病例的能力使政府能够迅速反应,控制局部疫情。
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艰巨的压力测试。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对一种政体模式构成特殊压力,这种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将个人自由与经济进步结合起来的独特能力:它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为解决社交媒体行业的信息混乱问题,人们急需数字治理的新思路。然而,监管内容混乱问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负担,即防止党派政府诱导公众讨论偏向于自己的观点。有鉴于此,让政府机构指导社交媒体公司删除有害内容的提议不是好办法。
在灾难性气候变化到来之前,欧美只有有限的时间来采取行动。面对这一紧迫性,本文建议:加强《巴黎协定》中的气候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纳入经济复苏过程中;推动地方气候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和气候敏感型农业研发;鼓励对金融部门进行气候压力测试;以及制定可互操作的绿色技术标准。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卫生安全政策和能力的严重缺陷。尽管疫情远未结束,但人们不能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主要卫生安全威胁的流感病毒感到沾沾自喜。
城市依赖于从全球市场或郊区和农村地区进口食品,这使它们面临价格上涨和食物短缺的风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动态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将进一步加剧粮食不安全和相关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对最弱势的人口。为了确保城市的粮食安全,需要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的主要行为主体采取紧急的合作行动。
尽管许多人声称,不安全的粮食问题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但事实上,城市地区独特的生活特点使城市贫困人口特别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影响。城市粮食不安全和不健康饮食,以及城市地区内巨大的不平等的独特特点和驱动因素,需要专门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需求的规划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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