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0月发表备受期待的讲话,被吹捧为拜登政府公布对华贸易“新方针”。然而,令包括拜登政府支持者在内的许多贸易政策专家失望的是,这位美国高级官员除了发表含糊声明之外没有提出新政策。相反,戴琪开始落实唐纳德·特朗普留下来的政策。
美国和欧盟10月30日就特朗普政府时期依据232条款加征的钢铝关税达成协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330万吨以下的欧盟出口将免征关税,超过部分则仍按232条款征收关税,同时,欧盟放弃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
在地缘政治变化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在近两年中经历了二十年来少见的麻烦不断和起伏不定。概括而言,中欧在经贸上的相互依存格局仍稳,但政治和外交摩擦增多;中欧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共识基础尚在,但分歧和矛盾被日益放大;中欧作为战略伙伴的合作空间很大,但被导向竞争甚至对抗的风险上升。
这是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时刻。随着各国领导人在罗马二十国集团峰会和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会面,现在是时候将重点从反对为海外煤电项目提供资金转向逐步增加全球绿色能源投资了。在这一领域,中国将发挥领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对各国能否“一边争夺全球主导地位,一边携手拯救世界”的终极考验。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它们就无法在任何方面合作。
塔利班于8月15日接管阿富汗,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在阿富汗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取代美国的猜测。塔利班最近称北京为“顶级盟友”。尽管期望很高,但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对阿富汗施以援助,也不太可能达到此前美国的支持水平。
俄罗斯和中国在包括外太空在内的许多战略领域利益越发趋同。两国正在合作开展一项名为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的月球科学探索项目。俄罗斯也可能正在帮助中国开发带有轨道组件的早期预警系统。一些人将这些举动解释为两国呈现出一种准联合战线,可代替美国主导外太空秩序。
中俄在21世纪更密切合作的主要动机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美国对中俄的持续威胁。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作者预计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持久不变。如果美国政策没有重大(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变化,美国政府或军队几乎无法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
中国在2021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的气候承诺将受到各界关注。事实上,如果中国未来10年不采取重大行动加速能源转型和脱碳,就没有可靠的排放途径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曾几何时,中亚的家长乐于将孩子送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接受高等教育。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中国。中国已成为继俄罗斯之后越发受中亚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鉴于此,受过中国教育的中亚学生将成为中亚国家的中国软实力新元素。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生产、贸易、投资的跨国流动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任何“脱钩”的想法、另起炉灶的念头, 都是不切实际的,必将受到经济发展规律的惩罚,而首当其冲的往往可能就是那些逆潮流而动者。
俄罗斯目前还有时间建立自己独特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博采美国和中国模式之长。若是再过5年就太迟了,俄罗斯将不得不将自己嵌套进业已胜出的全球人工智能研发项目当中。
中国一直在用创新的方法定义自己的数据战略和治理制度。虽然具体的数据治理框架仍在学者、政策制定者、行业游说者和国家机构之间争论不休,但地方数据试点法规和利益相关者的公共立场已经暗示了其未来特征。本简报旨在阐明有关中国新兴数据治理框架的这些争论。
本文旨在帮助更细致地了解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对世界银行目前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些见解,权衡在加入欧盟的背景下与中国合作的潜在利益和风险,并提出建议以便世界银行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在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中国加强监管是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考虑,也有保护大众心理健康和文化变革等原因。所有这些都有共同点,就是倾向于优先考虑战略产业,这可能更像是德国的产业政策模式而不是美国的。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密切关注这一现实至关重要。
仅仅50年前,当北京在1971年10月25日夜里加入联合国时,中国还远不能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美国正面对一个新的“战略对手”,而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的重大国际事件。
分析人士称,免税购物将在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来提振中国经济的计划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很可能继续经历起起落落——但最终是增长。这些波动本身不会改变中国必将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或者西方必将衰落的话语体系。我们越快承认这一现实越好。
第38届和第39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于26日至28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以视频方式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同关注、共同应对、共同繁荣”,聚焦于抗疫、发展与团结。面临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笔者认为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应排除各种干扰,推动各项合作稳步向前发展。
美国开国先贤基于对“人性本恶”的假定,曾设计出一套有别于欧洲传统的权力制衡系统,即通过三权分立的“低效民主”,来防范体系本身崩坏。再加上政党制约、“司法独立”以及媒体监督,以弘扬国内思想领域的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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