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摘要》明确指出，世界将重返大国竞争，最明显的是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美国与日本的持久联盟不仅是美军在印太地区势力的基石，还扩大并加强了美国在这片广阔地区的影响力。
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效率对美国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为了促进更紧密合作，美国需要了解盟国和伙伴国如何看待自己和中国以及它们如何应对中美竞争。
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关注有关中美之间长期战略竞争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何评估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表现，以及哪个国家在印太地区拥有更大影响力？兰德空军项目研究员针对这两个问题，首先定义了大国竞争背景下影响力的含义，并创建了衡量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框架。结果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和中国在印太地区第三国的优势和劣势。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区经济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伙伴，RCEP将加强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地区政策。
柬埔寨是东南亚人口最年轻的国家，160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岁数在35岁以下。过去20年中，柬埔寨经济发展迅速，GDP平均增速达7%，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从一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发展为中低收入国家。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中断该国的发展。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在此背景下，柬埔寨面临至少3个主要外交政策挑战。
近一年多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的技术、投资、商品和服务进入美国。这些措施是美国遏制中国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美国阻止其他国家与中国深化经济往来的手段。出口管制制度、许可证要求、签证限制等法律和规定给企业、个人带来了新的风险。
从短期来看，限制中国获得一些美国关键技术的机会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不太可能显著放缓中国的发展。中国将在未来十年部署的人力和财力规模意味着，不管美国是否采取行动，中国都很有可能在许多高科技行业占据支配地位。结论显而易见：下一届美国政府应该接受中国持续的经济和技术崛起。
无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国都将是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这对欧洲和亚洲产生影响。对于欧洲而言，它失去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欧洲人迫切希望拜登当选总统，恢复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合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美国将中俄视为敌手，现在要同时对付这两个国家。美国的胜算在于挑拨并分化中俄，进而将两国逐个摆平。美国正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但目前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美国仍然有机会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平等合作，从而避免失败的结局。
白宫公布了一项针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战略，作为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的情况下确保美国保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广泛领域“技术优势”的路线图。 但分析人士说，美国这项包含11页泛泛陈述的战略更像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份保持美国优势的愿望清单。
近期，中国科技企业对新加坡投资有明显增长。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均准备在新加坡设立据点，欲在东南亚新兴的消费市场上大显身手。这很可能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投资、人才和数据流动枢纽的地位。
美国与中国间新兴的冷战有着不同的内涵。相反，新的对抗是基于造成结果的能力，这些结果包括经济、技术、军事、贸易或其他任何性质。因此，新冷战的决定性因素是效率。与和苏联间的对抗不同，美国对上述条件下的竞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无论哪位总统候选人在11月美国大选中胜出，中国问题仍将是美国与巴西关系的核心问题。而巴西政策制定者比该地区同行有更大回旋余地来反抗中国。正是因为美国的决策者明白巴西有选择的余地，美国下一届总统将会继续向巴西施压，让它选择美国。
全球围绕以量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量子技术的霸权争夺战愈发激烈。在彰显国家基础科研实力的论文数量方面，中国力压美国拔得头筹。继以半导体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社会后，量子技术带动21世纪创新的可能性正在增强。新时代的势力版图也将对产业竞争力和安全保障产生影响。
战略一致性在中美争夺国际领导地位的竞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一致性能够转化为追求明确目标的持续行动方针。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制订路线图，而且还需要具备防止注意力分散和偏离路线的能力。
TikTok、微信和华为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内重塑全球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一些中国大型公司获取美国人私人数据的举措，是创建中国无法触及的“清洁网络”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5G、人工智能、纳米等新兴技术变得越发重要，大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利用新技术来发挥杠杆作用，以增强自身力量和塑造地缘政治格局，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趋势。
人们将目前的中美紧张局势描绘为一场“新冷战”，将其与上世纪苏联和美国的二元竞争相联系，这其实是一种惰性思维。
2020年8月6日，特朗普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进行任何交易。这是中美两国之间斗争不断加深的又一表现，“战火”第一次蔓延到应用程序领域。此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干预这一领域。
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长期主张深化与五角大楼的关系，现在他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谷歌的情况远非个案。支撑这种对美国政府的新亲近的，是人们对于中国科技公司崛起可能宣告硅谷优势地位终结的广泛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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