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政变后,缅甸政府出现失能。缅甸暴力活动频现,正规经济崩溃,贫困和难民危机持续加剧,国家似乎正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外界十分期待东盟能够有效干预缅甸政变引发的危机。然而,东盟的架构不足以应对政变及其后果。
2020年7月,中国启动了与中亚的新对话机制,即“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2021年5月12日,中国在西安举行了“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本文认为,这次会晤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晤在中国举办,即便疫情仍未结束,中亚国家外长也出席了会议,凸显中亚国家对北京颇有信心。这次会晤也展示了中国与中亚打交道时的信心。
2020年9月,中国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于2021年1月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似乎在气候变化方面有合作的希望。然而,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气候合作问题是国内的党派分歧。中国在疫情后的迅速经济复苏可能会影响其净零碳排放计划。
虽然社交媒体是传播思想的工具,无论好坏,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都存在于更广泛的背景下。简单地删除暴力内容并不能解决创建此类内容的原因。
东京奥运会仍在筹备举行中。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有充分理由取消这场奥运会来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免为时过晚。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将对其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这些担忧有些过度,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生产率更高的劳动者正在取代退休人员。
互联网医院是我国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新生事物,方向找准了,还在落地过程中。我国在遵循规律中创新的推动了互联网医院快速发展,还需要进一步遵循规律,在规范中推动互联网医院创新发展。发展一个新生事物,难免与原有制度存在一些冲突,也难免带来一些风险。
为降低对美联储的过度依赖和恐慌,人们需要创建新的制度安排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人们可以加强央行和证券存管机构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快地获得本币资金。亚洲经济体日益增强的金融互联性凸显了这种制度联系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够缓解一个市场的金融动荡蔓延到其他市场的风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贝岩油的发展势头遭到中断。疫情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并破坏了供需平衡。在世界努力从疫情中恢复的过程中,全球能源格局亦发生改变。人们对页岩油的需求恢复疫情前水平的前景喜忧参半。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凭借其新获得的财富,几乎在所有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在与G7展开竞争。与此同时,G7内部日益分裂。该组织几年前就未能通过终极考验:特朗普考验。如果G7想在当今世界重获影响力,它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新计划,以帮助解决当今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经济衰退和针对中东地区等长期冲突的外交补救措施。
“中国+1”战略最初由日本在本世纪初提出,即转移部分产业链到第三国。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产业,加速推动企业落实“中国+1”战略,分散产业链风险已是许多跨国企业的共识。不过,“+1”战略听上去“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它不是单纯的一道加减乘除数学题,而是夹带着许多考验和挑战的综合题。
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约旦四国。这既是布林肯就职以来首访中东地区,也是巴以冲突余温尚存下美国高层的第一次来访,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4月初,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约旦再次要求向其提供300万立方米水的请求,然后在持续承受公众压力后改变主意,这反映双边关系的失败和以色列缺乏区域思维。任何以色列政府都需要就与约旦关系以及如何利用水、能源和绿色革命展开战略对话,以促进建设性区域合作,造福各方。
中国认为,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在太空。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太空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特别是在利用太空增强军事能力方面。
对于中巴友谊,印度将其视为一项重大战略挑战。表面上看,这种友谊更多的偏重于经济合作。但事实上,中巴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在不断深化,涉及军备交易、联合演习和国防条约。有鉴于此,了解中巴间持续双边关系背后的驱动力至关重要。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面临近年来的最大挑战,即半导体短缺,而半导体是手机、汽车、工业机械、家电等的重要组件。这种短缺状况似乎在短期内无法结束。
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了新一轮的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四月世界主要经济区的PPI都超过了6%,物价上涨压力大。面对通胀压力,虽然受益于中国政府有力的防疫政策,我国的情况较为乐观,但我们仍要做好万全准备,切实降低经济风险,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人才跨城流动将成为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强大变量。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引领创新,已成为“十四五”时期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到成都打造“蓉漂”品牌矩阵,再到厦门变“筑巢引凤”为“三顾茅庐”,都反映出城市人才竞争态势已经进入到创造人才“回弹效应”的新阶段。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加强减排目标的措施以及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的经济影响,为韩国提出政策建议。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中国对印投资大幅增加,遍及基础设施、汽车、消费品、金融科技、旅游、交通、电子等众多领域。2014年后,来自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绿地投资在印度市场占据了很大比重。另外,2016年至2019年,中国对印度初创企业的投资增长了12倍。截至2020年3月,30家印度独角兽企业中的18家得到了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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