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季度中企海外并购整体趋于谨慎,避险情绪增加,由于欧美政府收紧外商投资政策打击了中企投资信心,加大不确定性,中企地域偏好转向明显,由欧美转向亚太;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带动作用持续增强,预计TMT、生命科学及消费品等行业将持续受到跨境资本青睐。
汉班托塔事件可能是个例外,但它已成为“煤矿里的金丝雀”,对其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警告信号。世界各国正逐渐采取措施,重申它们对“一带一路” 倡议项目的影响力,北京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近,对于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决定终止豁免政策。这一决定的战术意义——增大伊朗经济压力——可能有限,但其战略意义将超越中东,损害到友好国家,比如印度。
中国在拉美的环保投资正在兴起。毫无疑问,中国的绿色投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该地区迫切需要的。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中国对传统燃料的绝大部分资金和其所造成的持久环境破坏。太阳能和风能只占中国能源融资的不到7%。随着中国加大对环境友好型投资,拉美国家如果不想失去利益,就需要加强环境保护
尽管最新的巴塞尔建议(巴塞尔协议III)与之前的建议一样,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制定,但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采纳和调整该协议,其他许多国家也在考虑采纳该协议。这样做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但与此同时,新标准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本报告评估了巴塞尔协议III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
金融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领域和各阶段,通过提供融资服务、跨境结算等,较好地支持了“一带一路”在“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等领域的活动,需要重视并加紧总结建设成果,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积累经验。
“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提出的倡议,却是属于世界的公共产品,是所有相关国家共同的事业。“一带一路”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环境差异性较大,这就需要中国金融机构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扎实提升国际化水平,千方百计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争取彼此支持。
本文作者认为,一个将GDP的45%用于储蓄的国家,面临着结构性压力,在缺乏特别的国内刺激措施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将推动中国实现盈余,而不是赤字。现在放开中国的金融账户,可能会推动中国重新实现盈余。
日本在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政策,常常被解读为是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但这种第一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目前,日本似乎已经明确从其过去几十年推动的区域外交的宏伟计划中走出来。日本在保持其作为发展援助国的独特地位和软实力的同时,更倾向于与中亚进行务实的商业发展。
中国最近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改革,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数量从原来的63个增加到126个,同时试图利用更多边的框架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换句话说,中国愿意做出妥协并与其他国家分享利益,但最终还是努力保护该倡议的非西方模式。
“一带一路”旨在建立新的贸易路线,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花费大笔资金,而中国无法单独实现这一目标。对此,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曾呼吁,中国必须吸引其他国家支持这一项目来分担风险,否则中国或陷入困境。
毫无疑问,投资基础设施有利于经济发展。当公共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时,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优质基础设施投资的良性循环主要依赖于通过补充私人资本和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率。
欧盟中最具竞争力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较其他成员国更多。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老龄化社会要求欧洲福利国家尽可能多地关注事前社会投资获得能力,而不是事后社会保障补偿。虽然通过包容性最低收入保护的“缓冲”来减轻贫困仍然是任何有效社会投资战略的先决条件。
在与欧盟的关税同盟中,英国可以在服务自由化、贸易援助、促进投资、劳工标准和双边贸易协定方面进行改革,同时维持欧盟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这可能是英国脱欧后最好的以贸易换发展的战略。
截至2017年,19个非洲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了非洲货币合作计划为发展中经济体设定的60%的门槛,24个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55%。超过这一阈值意味着这些国家极易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它们的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向经济提供支持的能力下降。
放贷者应该向借款者收取多少贷款费用,尤其是在借款者处于经济劣势的情况下?对此,经济学家有他们的观点,活动家们也有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些关于正义和经济的争论的核心是法律。本文关注的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当目标客户是社会上最不富裕的人时,法律对那些试图为信贷定价的人有什么要求?
根据当前美国GaR估测数据,近期金融环境宽松,在短期内降低了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而且基于当前金融脆弱程度,也未增加未来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将是继续监测并确保金融脆弱性不会显著上升,在中期内不会增大金融稳定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宽松的金融环境容易催生风险。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成功经验和现行的西方主导的规则并不能解决“一带一路”投融资所面临的障碍,亟待创新和突破。
政府可以通过投资高等教育和研发能力以及改善制度体系来应对中等收入挑战。然而,这一过程中最艰辛的工作将由私营部门承担。政府创造的有利环境只有在实际上能够促进和鼓励私营企业提高生产力和参与创新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有关东南亚向高收入地区转变的讨论中,人们应更加重视本地私营企业的作用。
本文考察了2000年至2015年间10个新兴亚洲经济体资本账户政策的有效性。考察结果表明,某些类型的资本管制对于减少资本流动量和降低实际的汇率压力是有效的。在资本管制在促进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效果方面,汇率制度的选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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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举行兰花博览会
波兰瓦津基公园展出树枝雕塑
镜观世界丨魅力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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