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寡头控制某些关键行业可能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作者指出,东盟应尽量避免被卷入大国争斗之中,鼓励多元化外国投资,并制定反垄断法与相关技术标准以保护自身利益。
印度积极参与建设恰巴哈尔港以扩大影响力,但缺乏资金使得它难以利用该港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过去印度政府的犹豫不决已经导致它失去了在中亚扩张的机会。虽然俄罗斯愿意与印度在中亚地区合作,但两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太平洋岛国快速兴起,79%的出口企业利用网络平台宣传与增加收入。对于这些出口企业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融资困难、能源价格与运输成本高昂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从对孟晚舟被捕一事可看出,将华盛顿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会引起怨恨和抵抗。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已经厌倦了它采取的短视措施与制造的长期损害,且不考虑他国利益的行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14日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建议中国探索建设海南自贸港时学习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历史、监管模式和管理运营机制。
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证实G20内部在气候政策上存在的分歧。与此同时,认真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机会增加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国际金融合作源自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而打造多主体、多层次的金融通道,并非简单的资金融通问题,涉及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货币支付、金融监管等层面的金融顶层设计。现有“一带一路”相关7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差异巨大,国际金融合作难度系数很高,只有行稳才能致远。
作者比较了欧盟自2016年以来针对战略自治的三种不同概念愿景制定的防御举措范围:自治作为责任,自治作为对冲,自治作为解脱。这些自治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跨大西洋的负担分担和欧盟在安全和防御方面的雄心壮志产生影响。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总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尤其是女性失业率。在本文中,作者深入探讨了中东和北非地区青年失业人数激增背后的因素。
中东和北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令人担忧,但同时该地区也是推动多边军控的动力。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或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 多边WMD相关军备控制条约的缔约国,但少数未决案例为该地区在全球秩序中提供了一定的嵌入性。
本文中,作者倡导采用集中投资组合的积极投资方法。这种积极的方法基于对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的基本分析以及与被投资公司就重大ESG因素的接触。其目的是揭示和实现公司的社会和环境价值以及财务价值。
本文作者描述了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互联网的四种新观点,每一种观点都扮演着地缘政治角色,并在国家层面得到支持。如果本文中提到的四种互联网模式中有任何一种胜出,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非常激烈,而且并不总是专注于双赢。
对马克龙来说,未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法国的弊病并非始于他的当选。过去一段时间街道上的混乱是被压抑的沮丧情绪造成的。这是几十年来缺乏改革的结果,也是法国未能为未来做好准备的结果。
作者对照了几个西欧国家更早前出现的经济放缓情况,并表示,二战后西欧和北欧的历史提供了有关美国相对于其过去的复苏趋势为何仍旧低迷的深刻见解。
印度与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的历史悠久,且一直对维和部队改革直言不讳。因此,在改革维和行动方面,新德里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印度应该利用其不断提升的全球地位,带头推进维和行动的改革进程。
印度和秘鲁之间的自贸协定可以使印秘两国受益,但如果双方能在促进电子商务和提高数字安全性方面合作,可能会带来更多益处。
完善的资金供给是构建“一带一路”的必要条件。现阶段资金约束问题客观存在,要克服这些困难,就要在巩固传统融资来源的基础上打造新模式。而以PPP模式为代表的创新投融资形式,对于增强现阶段的投资建设活力,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有重要意义。PPP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优势互补,是开放与合作思维的具体体现,这对深化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基建、产能、金融等方面合作会产生有益影响。
PPP模式在“一带一路”的不少国家,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具备采用PPP模式的现实基础。PPP模式可以帮助解决具体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缺口问题,并通过私营机构的专业管理和机制重建,创新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机制,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但是,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采用PPP模式,将面临更加特殊的挑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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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典型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