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积极研发由人工智能操作的“海下机器人”。对于未来的海上作战,印度规划者需协调以下三个相互竞争的要求:区域海域的被动监视;应用无人航行器追踪和寻获潜在目标;航行器同母船间的积极通信。只有优化战略才能扩大印度的地区影响力。
鉴于澳大利亚认识到其经济风险和面对中国的潜在脆弱性,它有兴趣与印度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澳大利亚和印度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一情况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澳印两国未来必须围绕经济关系、地缘战略一致性和民间交流这三大支柱展开合作。
鉴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遥不可及,日本央行可能会发现有必要逐步放松政策,具体方式是只当股市遇到严重的压力时才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这种观点与日本央行在2018年7月宣布的调整一致,即引入灵活性并改变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构成。日本央行是否能采取更明确、果断的措施还有待观察。
德国获得了2019-2020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宣布将气候脆弱性作为一项优先事项。然而,安理会成员对气候变化的兴趣,以及就其安全影响而做好准备的辩论意愿非常复杂。
为了实现真正的伙伴关系,非洲国家将希望英国在关税问题上保持开放,不要搞生产补贴或设置监管壁垒。这一方式将发挥双方市场的潜力,并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双赢。
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跨国性质往往超出了各国政府应对的能力。正因如此,它为政府间组织带来了挑战并增加了它们的相关性。因此,了解各地区正在经历的气候相关安全风险,以及分析区域政府间组织如何发展其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讨论了中国进口商品的国际收支平衡增长率和收入弹性的决定因素。本分析强调了总需求构成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作用,一方面是对进口收入弹性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通过资本积累对出口增长的间接影响。
巴基斯坦需要一个稳定的俾路支省,以便中方项目的顺利开展。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寻求俾路支省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由于印度总理莫迪不看好“一带一路”,中国开始追求一种新的对印政策,即在地缘政治方面与印度建立一种尽可能友好的非敌对关系。印度也是如此,即在可行范围内与中国建立非对抗性的、坦诚的关系。
用于支撑消费或转移支付的持续联邦赤字和联邦债务上升将阻碍未来投资,降低经济增长前景,使执行常规政策、解决新重大优先事项或应对下一次衰退及危机更加困难,并为子孙后代带来巨大负担。
非洲人口将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非洲大陆还未实现工业化,人口膨胀可能会成就繁荣盛世,也可能成为一场灾难。
城市规划者作出的选择必须弥合新、旧及未来的交通方式之间的差距。
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在历经一场巨变。尽管各国默认美国是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但在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不愿再扮演这样的角色或支持基于自由规则的秩序。
有人说,PPP项目就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一场婚姻。在“走出去”的PPP项目中,中国公司作为来自东道国境外的社会资本,需要确保在几十年的项目生命周期内拥有一场融洽、稳定的婚姻,并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地位。因此在踏入“婚姻”之前,中国公司就应该未雨绸缪,在项目架构前期从法律尽职调查、合同起草谈判以及境外投资架构设计三个方面把好关。
一直以来,对于水环境的治理以及开发工程都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日本、美国等水治理开发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对国际水治理开发工程发展规律和特征进行了简要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水治理工程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承建项目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新型传染病以及人类、动物和商品流动所带来的传播风险使卫生安全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优先问题。卫生安全是一项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合作对于保护它至关重要。通过多层次的技术和政治合作,亚太地区对卫生安全予以了更多重视。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的战略盟友,因此新德里担心莫斯科与伊斯兰堡的关系发展。鉴于大多数印度军事装备具有俄罗斯血统,印度尤为担心俄巴两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
特朗普自身对贸易的观点虽然幼稚却是一致的:他将贸易关系视为一场零和游戏,而贸易赤字一方则是贸易的输家。改变政府政策的并非顾问和经济学家,而是总统真人秀主持人的心态。
农作物保险保障范围需要涵盖农作物、牲畜和水产养殖,同时,市场需要培育政策和监管机构。
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援助、贸易和政治伙伴关系协定——《科托努协定》将在2020年到期,为新的区域合作模式铺平道路。几乎在同时,脱欧过渡期也即将结束,英国可以制定自身的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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