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国政府收集的确凿证据表明,G20成员国经常违反“不进行保护主义”的承诺。各国领导人应该采取两项措施,来解决当前G20未能解决扭曲21世纪商业的全面政策干预的问题:扩大G20保护主义承诺的范围并呼吁加强监督。
本文建议,印度决策者应就当前的基础设施差距、农业实践、市政功能、金融和社会状况展开思考,并注重恰当地利用本国废物。此举旨在让印度做好准备,将国际废物贸易转变成一种可持续性优势。
本文考察了影响亚洲主要国家的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因素,其中重点研究了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开发的项目。通过研究银行贷款对PPP项目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将私人融资扩展到基础设施领域的关键方面。
新的职业和部门正在出现。其中许多职业符合非标准雇佣的条件。该如何确保非标准雇佣工人的社会保障?这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对此,本文提出了应该考虑并尽快采取行动的四个关键点。
作者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所涵盖区域的基础设施比其它地区欠发达,这阻碍了贸易。因此,投资与贸易和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以及公路和铁路连接应始终是优先事项,并应为此提供足够的资金。此外,除了改善“实体”运输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之外,还需要克服“软”障碍。
本文着眼于印度的气候变化地缘经济学。它研究了印度如何利用气候政策来获得影响力并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遏制威胁。印度是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且十分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于关键位置。文章认为,印度已将气候变化的地缘战略用途纳入其外交政策的更广泛转变。
本文研究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为削减关税而进行的调整。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成熟,中国的家庭行为在缓解贸易自由化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冲击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发达国家正在重新努力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韩国对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担忧也在加剧。本研究分析了年轻制造业工厂生产率增长的变化,并提出了改善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的措施。
城市发展规划与工业增长规划之间的协同作用,产生的效益远远大于各自所能产生的效益。因此,本文敦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种协同作用的价值,并采取必要措施实现协同。
能源联盟要求在能源和气候领域建立一个欧洲层级的管理系统。这样的制度将很快生效。这不仅将加强各国能源政策的协调,也将加强欧盟机构的监督。有助于欧盟实现其目标,但牺牲了成员国在决策方面的自由。
即使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欧洲、中国、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多边结构并建立新的多边结构。对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替代品不是成功的双边主义,而是中国引领的秩序。
英国国际贸易事务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为英国奶农争取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所达成的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英国政府官员提升对中国贸易的参与,将增强消除贸易壁垒和监管保护的能力,增加英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的财富,为英国人民提供更多机会。
保加利亚和俄罗斯希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能源项目中重新开展合作,这将使保加利亚在经济上受益,并使俄罗斯能够加强其在整个东南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它们在这一领域的利益。虽然这两个国家就某些国际原则和规范达成一致,但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更密切合作的最严重的长期障碍。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中国企业应与多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这是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方式。战略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一带一路”主题,本文用两个维度加以划分:一是依据参与联盟的企业数量,分为“两家企业”和“两家以上企业”;二是依据合作关系的性质,分为“股权式”和“契约式”。由此划分四类战略联盟并进行探讨。
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市场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使命。要着力抓好重点项目实施,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打造国际品牌、优化全球布局。着力抓好现有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努力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着力抓好能源资源合作,积极推进沿线国家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促进形成共享共赢、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诚信是企业的立足之本,寻求中外文化和谐发展之源,又是形成业主与承包商之间互信关系、实现项目成功之魂,企业只有不断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注意识别风险,不断健全和完善自身的国际业务信用体系,才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行业竞争激烈趋势下提升核心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民族特性和多年内战,黎巴嫩还是世界上鲜有的国外黎裔人口多于国内人口的国家,国外黎裔人口中基督徒占大多数,世界各地的黎裔人口约1,500万,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非洲及海湾国家。黎巴嫩是WTO和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
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尤其是在马尼拉以外地区)阻碍外国投资,也阻碍经济实现更快增长。菲政府正通过“建设、建设、建设”计划解决该问题,打算到2022年将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6年的5.1%提高到7.4%。
美联储如今正着手使货币政策正常化,完全无视这可能对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影响。美国政策僵化的一个更严重例子是,特朗普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以及在美国经济接近实现充分就业时支持增加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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