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广泛参与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构想、资源配置和具体布局,也随着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而不断完善。中国—新加坡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上日程的。本文分析了南向通道当前的总体态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南向通道建设的几点建议。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中非金融合作犹如中非合作的血脉,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绿色金融和第三方合作金融通过输血、造血、净血和活血,在不断夯实中非合作根基的同时,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合作转型升级。
美国对加拿大的强硬手段产生的敌意将破坏通过监管合作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努力,这对美国在加的贸易与投资构成了比关税更大的障碍。
美俄太空合作仍然是明确的共同目标。但除美俄整体关系恶化外,还有三个因素威胁二者的合作。
全球大约有10.6亿人仍然无法用电。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印度已连续多年成为未实现电气化人口最多的市场之一。
美国的主要对手,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已开始用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签署商业协议。既然土耳其也加入“反美元”阵营,进一步颠覆美国经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自然》杂志2017年报道称,中国每年有10万多人因出口制造产品产生的有害排放物死亡。作者在文中对为西方制造产品是否在损害中国的环境健康进行评论,并说明在这场有毒出口和消费者的“双人舞”中,双方都负有责任。
GDP仍应作为重要经济指标。虽然它不是福利或经济福祉的全面衡量指标,但GDP自身的概念以及国民账户提供的GDP数据能够提供有关经济福祉的大量信息。
中国正在积极研发由人工智能操作的“海下机器人”。对于未来的海上作战,印度规划者需协调以下三个相互竞争的要求:区域海域的被动监视;应用无人航行器追踪和寻获潜在目标;航行器同母船间的积极通信。只有优化战略才能扩大印度的地区影响力。
鉴于澳大利亚认识到其经济风险和面对中国的潜在脆弱性,它有兴趣与印度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澳大利亚和印度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一情况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澳印两国未来必须围绕经济关系、地缘战略一致性和民间交流这三大支柱展开合作。
鉴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遥不可及,日本央行可能会发现有必要逐步放松政策,具体方式是只当股市遇到严重的压力时才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这种观点与日本央行在2018年7月宣布的调整一致,即引入灵活性并改变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构成。日本央行是否能采取更明确、果断的措施还有待观察。
德国获得了2019-2020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宣布将气候脆弱性作为一项优先事项。然而,安理会成员对气候变化的兴趣,以及就其安全影响而做好准备的辩论意愿非常复杂。
为了实现真正的伙伴关系,非洲国家将希望英国在关税问题上保持开放,不要搞生产补贴或设置监管壁垒。这一方式将发挥双方市场的潜力,并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双赢。
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跨国性质往往超出了各国政府应对的能力。正因如此,它为政府间组织带来了挑战并增加了它们的相关性。因此,了解各地区正在经历的气候相关安全风险,以及分析区域政府间组织如何发展其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讨论了中国进口商品的国际收支平衡增长率和收入弹性的决定因素。本分析强调了总需求构成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作用,一方面是对进口收入弹性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通过资本积累对出口增长的间接影响。
巴基斯坦需要一个稳定的俾路支省,以便中方项目的顺利开展。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寻求俾路支省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由于印度总理莫迪不看好“一带一路”,中国开始追求一种新的对印政策,即在地缘政治方面与印度建立一种尽可能友好的非敌对关系。印度也是如此,即在可行范围内与中国建立非对抗性的、坦诚的关系。
用于支撑消费或转移支付的持续联邦赤字和联邦债务上升将阻碍未来投资,降低经济增长前景,使执行常规政策、解决新重大优先事项或应对下一次衰退及危机更加困难,并为子孙后代带来巨大负担。
非洲人口将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非洲大陆还未实现工业化,人口膨胀可能会成就繁荣盛世,也可能成为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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