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预测中国将成为军事大国和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提供者。中国欲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被认为正与美国加强安全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将面临更多来自中国的不要“选边站”的压力。
目前澳大利亚的减税政策仅针对营业额低于5000万美元的企业,并不包括大企业。这一政策不如全面减税有价值。减税不涵盖大企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限制企业业务增长,鼓励税务筹划,并伤害跨国企业。
过去10年中,印度和中国企业都在非洲取得了重大进展。《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和印度分别是2014年非洲的第四和第八大投资者。中国对非投资增速快于印度。
新兴的亚洲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成功维持了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政策框架和治理结构都根据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进行了调整。整体而言,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性,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个目标。
研究发现失业津贴提升时,必须防止劳动者寻求就业的动机减弱。因此,必须考虑逐渐扩大相对弱势群体的失业津贴的方法。提升失业津贴将对没有领取津贴的人群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应该达成社会共识,逐渐提升失业津贴。
“去产能”步入新阶段,工作重点可从去过剩产能调整为促进产能结构优化:不仅要淘汰落后、退出低效,也要集中资源发展高效;深化市场体系改革,让“数据发声”替代“政府喊话”,让市场发现价格,让企业参与治理。
税制改革重构了美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把缴税责任扩展为公民直接责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构,相当于签订了新的契约。
一贯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是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相比,中国尚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属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初期。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产业衰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调整阵痛、虚拟经济膨胀并挤压实体经济等该阶段许多国家经历的问题同样正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总结德国在始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成功度过该阶段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于2017年6月1日实施。按照中方的表述,该法旨在通过对互联网内容和技术加强监管,起到保护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文章认为,该法的施行会影响在中国经营的所有中国本土和外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公司。
关于暴力极端主义概念的界定,以及防止或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最佳方式,国际社会尚未就这些问题形成广泛共识。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对暴力的信仰和使用。暴力极端主义已成为对多种现象的一种泛化描述,其用法也存在巨大差异。
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特朗普达到了自己的预期。证明了自己不是“商人总统”,也满足了美国鹰派的虚荣心,但也开罪了右翼选民,激化了美俄矛盾,而且根本解决不了叙利亚危机。如果事后证明发动化武袭击的不是叙利亚政府而是其他组织所为,特朗普则会成为另一个小布什,成为他粗莽行为的另一个“罪状”。
亚洲的战略区域主义可能更加适应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模式。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概念可能证明自身的强大恢复力,因为其基本的双边结构正在演变,整个架构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补充。
在今年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过与以往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调不同,今年报告中强调要警惕“互联网金融风险”。政策转向的背后,不仅是监管层对其态度的转变,更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问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首次应用于全球商业化运作以来,如何弥合数字鸿沟问题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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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土楼晒秋
首批俄罗斯免签旅客入境
重庆中亚班列去程今年前8月发送货值近6亿元
构筑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