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确实正在蓬勃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中美智库的差距就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中国不应全盘复制美国的智库模式。
美日首脑峰会成果可谓是美日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可喜迹象,但日本不应从此高枕无忧,如果想要获得特朗普的信任并使双边关系回到富有成效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作者认为,批准TPP不仅会为两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会更新和维护符合区域贸易秩序的规则。
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中心(ARPA-E)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其“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可能对实现“减少能源进口,减少能源有关排放,并提高行业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有重要影响。ARPA-E在能源创新进程中起到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目标是加速变革性或突破性能源技术的发展。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广泛的敌对情绪危及美国过去二十五年间在促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独立自主及支持其政治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可观成绩。另外,新的战争可能使已经出现问题的美国与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关系恶化。
2017年3月,英国政府将正式开始退欧流程。本文数据显示,英国退欧将对伦敦金融业带来显著的直接负面影响:收入损失12%-8%,就业下跌7%-8%。为了引入更多的投资,英国政府可能重新审视某些金融制度。作者警告称,英国退欧可能引发与其他大型金融市场之间的监管竞赛,从而损害全球金融体系。
英国政府近期发布“脱欧”白皮书,表示控制移民将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白皮书提到,当人们可以从欧盟向英国无限制地自由流动时,英国是不可能从总体上对移民进行控制的。白皮书将欧盟在人员流动性方面的规定视为移民激增的主因。作者认为这一论断可能具有误导性。
2013年7月欧委会提议建立欧洲公诉人办公室(EPPO),授予其调查和起诉影响欧盟金融利益的犯罪行为的权利。本文分析了这一构想中的机构的主要特征。欧委会当前正在对此提议进行磋商。本文主要从欧盟法律和国家法律交叉问题的角度研究EPPO,评估了这一混合管理机构是否可以实现提升保障欧盟金融利益的目标。
本文介绍了欧洲失业救济方案(EUBS)可行性和附加价值综合项目的最终报告。研究从设计、法律和操作挑战以及经济影响方面对EUBS的18种不同形式进行了分析。该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主题的最全面的分析,对每种形式对欧盟各个成员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和欧盟的影响均进行了研判。
2月19日,厄瓜多尔总统大选大幕拉开。作者指出,这届大选不仅将决定厄瓜多尔的政治进程,还将预示拉丁美洲进步梦想的未来。厄瓜多尔进步政府的副总统莫雷诺参加了此次大选,如其胜利,这将是对拉丁美洲其它进步政府的鼓舞。进步型政府应在拉丁美洲推动民主,只有遵守民主规则,其才会再次当选。
六十年前,《罗马条约》签署,欧盟开始逐渐形成。二十五年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欧洲单一市场形成。可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六十年来吸取的教训是:欧洲需要更加重视欧洲的分歧、可能的后果及欧洲政策失误情况下的退出选择。
欧洲边界的移民压力给欧盟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欧盟的内部和外部安全行动的目标和任务日趋重叠,但行动本身又往往相互分离。本文分析了如何通过加强欧盟内部和外部安全行动之间的联合性来保证欧盟的边界安全。
服务业在贫困国家经济转型和创造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其效果不同于农业或制造业。大多数关于经济转型的讨论集中在转变农业、转向制造业,服务业在经济转型战略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系列论文分析了服务业的角色,特别是经济转型中的服务贸易的角色。
以色列在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到,要把国内阿拉伯人口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来。虽然这一计划已取得一些实际进展,但总体而言,整个计划的执行工作才刚刚起步。鉴于该计划的复杂性和当地阿拉伯社区的局限性,外界普遍预期该计划在执行方面会出现拖延。
完全价格歧视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现象。然而,大数据的日益普及可能使之成为现实。本文回顾了学者近期就这一问题所做的研究。Shiller就Netflix订阅情况运用大数据手段对完全价格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过去采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消费者的订阅情况。
欧洲国家在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仍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其武装力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高低不等的军事运作能力。因此,欧洲战略自治在部署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行动上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与其苦心谋求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共同行动,欧洲国家不如选择与目的、意愿和能力相当的合作伙伴形成核心组织。
难民和移民融入劳动市场和整个社会成为当前政策辩论的热点。提升一体化程度不仅有利于移民,还有利于充实东道国的人口结构和公共财政。因此,近期一些论文已经开始研究劳动市场一体化过程及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过程。尽管这些研究考虑了新移民的多样化背景,但是实际市场一体化计划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自2000年以来,许多“崛起中的大国”都在寻求与它们经济地位相称的、更活跃的国际角色和地区影响地位。特别是巴西已沿着一条高调的路线来寻求加强其战略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即使它在国外发挥影响力的能力受到国内因素制约。“和平建设”是巴西尝试锻炼其全球领导力的一个领域。
特朗普也可能把NAFTA谈判与他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挂钩,改善道路、铁路,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网络连接,从而建造一个更完整、有重大经济意义的经济区域。可以肯定的,减少国际贸易机会会让美国更贫穷。为了减少贸易赤字或让制造业就业机会回归美国而重谈NAFTA不会如愿以偿。
2016年,一些机敏的观察人士认为,2017年,俄罗斯威胁会再现,北约将基本撤出阿富汗,来自南方的移民潮与迫使人们逃往欧洲的恐怖主义构成的挑战会从根本上改变战略环境,因而是北约着手制定一份新概念的好时机。如今,考虑到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立场,北约着手制定战略新概念是不可能的。
如果西方外交自此陷入当前一些美欧政治人物所倾向的那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泥淖,国际社会就应尽快适应一个失去理想、忘义逐利的西方,也应在维护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同时,重新思考伦理道德、责任义务在国际秩序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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