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限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和智库等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愈发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在此背景下,智库已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政策建议源泉,智库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状态,全球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
本文从公共和私营领域探讨了应对这些挑战和促进亚太灾害风险融资(DRF)的选择。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国家支持的灾害保险计划,灾害风险融资的挑战可以被攻克。
在当前形势下,考虑西太平洋长期以来保持和平的特殊因素非常重要。由于中国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及朝鲜导弹与核能力的提高,威慑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动武的因素将始终存在。但是,特朗普政府打算故意在亚洲注入难以确定的美国战略意图,特别是针对中国。
冷战后欧洲零和安全架构的建立导致了乌克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僵局。现在看来,这个体系的崩溃似乎正在打破这一僵局。特朗普使美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成功当选也大大减少了对俄制裁的势头。
与其邻国相比,墨西哥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的经济表现根本不突出。有关墨西哥的真相与贸易逆差拥护派的看法截然不同。作者指出,就墨西哥而言,这当然不是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故事,而是由于大量严峻的国内挑战而未能充分发挥潜力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故事。
近几十年来,美国住房价格稳步增长,当前的房价几乎是二十五年前的两倍,远超过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速。虽然说商品的需求增加一般会导致供应增长,但住房市场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房屋建设依然远低于历史标准。新建房屋不足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从在线支付应用到小型商业贷款初创平台,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的公司(如美国各大银行)展开竞争,为客户提供更好、更便宜和更容易获得的金融服务。然而,现在管理各种许可证和特许执照的规则已过时,不适合美国金融科技界。
美国科技公司应与欧洲同行一道,呼吁确保公平竞争、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和不歧视等价值观得到维护。随着白宫易主,提倡这些基本权利可能符合它们的自身利益。特朗普政府或许无意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美国与欧盟的科技关系。
“自贸试验区不是政策洼地,它是要建立制度高地,首先商事制度的改革,也就是我们政府的服务环境的营造,特别是法制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营造,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也是我们重点改革突破的方向。”陕西省商务厅厅长赵润民在谈及陕西自贸区建设时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名四大农业金融改革“主力军”: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创新信贷投放方式;完善农业发展银行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制度,加大对粮食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对达标县域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快完善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研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
从国寿集团在公告的表态中,即可窥见其长期愿景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双重目标。国寿集团表示,近年来加强资本运作,加快综合经营布局,以“大资管、大健康、大养老”为战略方向,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保险集团。此次参与申万宏源的定增发行,是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结果,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协同,在资产管理、产业投资、资本运作和财富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自身矛盾并没有解决,泡沫还在积累,热点城市周边,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北京地区,部分城市潜在风险也在增加。还有一些城市随着市场回暖,销售加快,供求关系快速变化,相关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房价上涨明显,投资投机性购房炒高了房价,积累了风险,违背了住房的居住属性,也影响了自住购房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年前年后密集举动,是对货币政策操作转向的确认。随着基准利率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低,MLF和SLF作为央行的主动管理型货币政策工具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可以通过主动性的操作实现货币的长短期配置。有分析师认为,货币政策收紧信号影响机制或将从央行向金融机构传导,最终形成终端实际贷款利率的抬升。
日方对此次访问格外重视,着力营造日美紧密合作的氛围。日本国内政治人物甚至在媒体上断言,安倍和特朗普“绝对投缘”。不难看出,安倍访美怀揣三重目的。第一,促使美新任总统对日作出安全承诺,巩固日美同盟关系。第二,渲染中国威胁,形成美日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态势。第三,送出经济大礼包,推动美日经济关系平稳发展。
2016年,移民仍在大规模地涌入德国和其它欧盟国家。流入人口平均每年比流出人口多出40万人,移民净流入数目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为正数。基于此,三年内净移民数量预计将达120万人左右,基本能够填补本地人口的出生赤字。有人担心长此以往移民会让本地人不堪重负,但也有人从更长远的角度提出下面三个观点。
本文认为,技术采用和减少边际资本受益是追赶周期的两个驱动力。技术差距和技术追赶的速度/效率是成功追赶的两个基本因素。本文最后还提供一个中国的案例研究,并阐述了追赶周期各阶段的不同政策选择。
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人道主义现金转移成为了灾害响应措施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缺乏政府意愿和能力、适当的国家灾害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行动者间的有效协调安排,尼泊尔政府和人道主义机构并没有做好准备让人道主义现金应对措施发挥最大潜力来迅速对这场灾难做出响应。
尽管生活水平总体有所提高,但越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各种发展指标仍落后于多数民族群体。本文的回归和分解分析表明,两组人群间的结构差异是出现持续的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随着全球秩序的转变,中国越来越渴望促进由多极化所定义的全球新秩序。中国所坚持的改革主要涉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等国际机构的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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