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注目于发展下行风险的短视看法,往往就看不到诸如“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经济增长点的孕育,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继续提升,廉洁的社会交往模式正在形成等良性、健康发展态势。过去三四年,全民心态的重塑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大多数民众变得从善如流,官员的主体开始自觉抵制腐败,规矩得到敬畏,绿色发展盛行,创新此起彼伏,创业成为潮流,整个国家的积极面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下届政府应要求女性有意义的参与冲突解决和冲突后进程,对相关措施加大投资,改革美国的外交和安全实践以把女性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的经历融入进去,改善人员配备和协调以履行政府承诺,加强有关女性融入安全举措的培训,并推广问责制。
文章讨论了美国和欧洲及其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以共同采取的措施。尽管这种对抗主要表现在中东,但总体不稳定和战争威胁着更广泛地区的安全。如果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真的爆发战争,西方可能经受溢出效应。
尽管美国与中国存在广泛的、多层次的经济关系,但美国在过去十年左右已逐渐地、无情地采取了遏制中国实力的政策。日本似乎不仅急于参与美国的对华平衡战略,而且已采取了许多自创的措施。
中国个人和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日益增多。五年前,中国在美投资额只有50亿美元,2015年总投资额约为150亿美元,今年总投资额有望在300亿美元左右。中国在美投资创造双赢局面:吸收外资的美国企业更有可能扩大业务规模、增加雇员数量并获取更大利润。
中国在美投资创造双赢局面:吸收外资的美国企业更有可能扩大业务规模、增加雇员数量并获取更大利润。
理解埃及立场的关键在于分析它自己的地区和国家安全利益,及其欲在盟友中间走平衡路线的愿望。毋庸置疑,沙特仍是埃及的重要盟友,而埃及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鉴于埃及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和地区内持续的力量均衡,埃及可能会继续在重要的西方和海湾地区盟友与俄罗斯中间寻求平衡。
在欧洲,返回的外籍“伊斯兰国”战士已被视为当前最大的安全问题。外籍战士行踪难测,也难以证明他们的恐怖主义罪行,情报和安全机构亦需花费大量资源予以应对。因此,欧洲各国政府应考虑采取“赦免”或认罪协商这些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应对外籍“伊斯兰国”战士的回归,即便能从战场上减少少量外籍战士也是值得的。
反对全球化的浪潮阻止了加拿大与欧盟签订《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比利时法语区瓦隆强烈反对,导致比利时政府无法批准,因此欧盟无法在这份协定上签字。如果欧盟无法和加拿大签订该协议,那么还有希望签订其他协议吗?毫无疑问,全球贸易的扩张需要制定更多规则。
本文检审了综合性流域管理(IRBM)问题,对印度水资源的文献中经常使用“盈余”和“赤字”流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强调了该国的河流流域管理缺乏生态系统观念。这种缺失导致印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践存在重大的空白。雅鲁藏布江子流域管理上亦是如此。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强,区域合作成为国家长期繁荣的关键。本文介绍了中亚国家之间及它们与邻国之间区域合作需要了解的12件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通过多国和多边机构合作促进发展。在交通、贸易、能源领域建立多国联系,提高人员和商品的流通性,改善中亚及其邻国的生活水平。
印度是新兴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最适合投资的市场。印度最近宣布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改革,这为包括欧洲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将印度变为亚洲主要投资市场的重大机遇。
叙利亚战争在邻国黎巴嫩造成了长期的政治僵局。黎巴嫩主要的政治集团支持叙利亚冲突的反对方。出于对溢出效应的担忧,黎巴嫩主要行为主体避免做出争议性决定并暂停了选举。这为维持安全并实现最小程度的共识留下了空间,有助于黎巴嫩免受邻国混乱的影响。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负面影响,并对政治机构造成威胁。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进行了一些乡村治理探索,对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总结这些地方探索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9年以来,中央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中,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14】3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法【2015】62号)对全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统筹布局,提出了战略目标以及当前的突破口。
英国和欧盟间的执法合作减弱将是英国脱欧的必然结果之一。英国失去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和欧洲检察官组织(Eurojust)的成员资格是英国脱欧所引发的严重问题。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印度政府于2015年6月在100个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计划。本文描述了该计划的主要特征,并试图解释该计划推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作者强调,市政机构应准确地理解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与自然需求及其多样性,并相应地进行应对。同时,民众应表现出更强烈的公民责任感。
韩国的对华出口仍以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决定。韩国对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结构依旧集中于中间品和两大主要制造业产品。因此,韩国的对华出口也应随着中国内需的演化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应该提高中间品和消费品的对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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