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外政策的经济维度,也就是经济外交备受关注。本文的观点是,随着全球化发生的变化,经济外交的概念和实践也都随之发生演变,综合性得以加强,至少包括三类外交活动:促进贸易投资(商业外交)、就经济协议进行协商(贸易外交)和发展合作。
有学者认为,英国退欧后,英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将增强。中国需要全面理解英国-中国和欧洲-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努力充分评估英国退欧的影响,相应地调整外交和经济政策。
英国决定脱欧后,正面临着一个严峻挑战:设计一个新的贸易政策处理新的战略利益。
本文近距离审视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SSA)的贸易、支付活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融合情况,以及该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文章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全球金融监管对SSA很重要,应该评估和管理其对该地区的意外影响;中国是SSA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人民币作为两地区间支付货币的使用量应增大;还应鼓励区域金融一体化。
日本和意大利政府的贷款利率显著低于美国。从两国经济福利及全球金融体系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应对两国政府债券目前的错误定价深感遗憾。对于当前日本和意大利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在市场中借款,全球经济决策者可能需要反思,以免让自己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今后,美国官员的任务是适应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这样做要以实力为基础,而且美国的政策要体现对多边开发银行的雄心。
2016年2月,12个成员国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从成员国所占的贸易额和全球产出份额来看,TPP是美国迄今最大的贸易协定。自由贸易主义者是否应支持批准TPP取决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定义如何。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会成为首位缺席本月晚些时候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的印度领导人(不算20世纪70年代一位仅在位6个月的总理)。莫迪这一决定的象征意义不难理解。这或许是他决心为印度打造一套新型外交政策的最清晰信号:即用“坚定地追求国家利益”替代“过去无用的故作姿态”。
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会成为首位缺席本月晚些时候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的印度领导人(不算20世纪70年代一位仅在位6个月的总理)。
本文分析了1万多只共同基金,以证明2000年到2011年国际共同基金行业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实证分析追踪了参与国际投资的10,570只共同基金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从基金的规模上看,国际共同基金导致了巨大的系统风险。本研究还讨论了行业规范的实操性、宏观审慎手段,以及基金经理风险承担行为的政策意义。
金砖国家深受仲裁领域合作不足之苦,但专门为其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未必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许,提倡对现有的平台进行结构性改革更为可取,因为这能够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仲裁小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金砖国家深受仲裁领域合作不足之苦,但专门为其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未必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许,提倡对现有的平台进行结构性改革更为可取,因为这能够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仲裁小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未来数月和数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武装分子或将离开叙利亚和伊拉克,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崩溃后,而这会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本文强调了外国武装分子所构成的长期安全威胁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国际社会解决此类威胁的办法。
移民问题存在简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欧洲需要做的就是对移民进行组织和管理。
在合法性存疑的匈牙利公投中,可能出现“反对”的投票结果,这将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供打击布鲁塞尔的有力武器。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是一个全面的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对欧盟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谈判的推进,本文采用情景分析法评估了TTIP在可能的谈判结果下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美-荷双边贸易将翻番,到2030年,荷兰的GDP将增长1.7%,高于欧盟和美国1%左右的增长水平。
这份研究报告由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和中国访问学者徐建伟共同完成。两位学者通过论证得出结论,交通运输成本的减少对国际贸易有着非常重要且积极的影响,欧盟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内陆国家,将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亚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最大获益者。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品价格通缩,民间投资下滑,杠杆率攀升,货币脱实向虚,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外流,城镇化受阻,房地产一业兴旺百业衰,影子银行蔓延,金融风险积聚加剧,汇率贬值压力较大,外汇储备锐减,以及所谓的资金空转、“资产荒”和流动性陷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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