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再连接之印度

本文全方位审视了印度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并且对未来数年印度在这一地区参与的总体框架进行了分析。本文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系列报告《欧亚大陆从外到内》的其中一个部分，该报告包括六个部分，分别聚焦土耳其、欧盟、伊朗、印度、俄罗斯和中国。

当“埃及梦”遇见“一带一路”

新苏伊士运河将把中国和埃及拉得更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认为，新苏伊士运河园区的建设凸显了埃及的需求，而这正与中国需求对接十分契合。

“一带一路”有利于亚欧大陆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2/3，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全球最主要的生产制造基地和能源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一旦形成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将打通亚欧大陆长期封闭的状态，推进亚欧大陆不同国家主导的多个次区域合作组织形成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使各经济主体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奥巴马的中国战略注定失败

中国电动汽车政策中的错配

中国应努力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领导力量

佐治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造成了全世界海洋塑料垃圾的28%之多―――从而使之成为这一全球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份研究报告突出显示了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所带来的范围更为广泛的挑战，一些问题如遍布太平洋地区的塑料垃圾和空气污染等，直接反映出中国自己的环境问题。随着中国在国内解决这些问题，受影响的其他国家也会受益。

欧洲以外的世界不支持英国脱欧

《欧洲以外的世界不支持英国脱欧》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obin Niblett于6月6日发布。英国脱欧公投不只关乎英国主权的未来，还关乎英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为何对金砖国家格外热情

有趣又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其实并不需要明了“金砖国家”组织究竟能够给它带来什么实惠。金砖集团作为国家间关系网络，其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才是真正的战略价值所在。

世界有多依赖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的减速并不会导致未来一两年内世界经济的衰退，但应对中国的短期风险详加审视。

中国售沙特DF21可信度很低

中国银行间市场前进了一大步

近几年来，银行间市场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两大核心风险。首先，银行制定了一系列迂回的方式将企业及信托贷款改造为银行同业资产。这有效地将高风险的资产转化为低风险的资产，减少了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其次，许多中小银行成为了银行间市场的大规模净借款人，其发展远超过了其准备金基础所能允许的范畴。这样的转变导致了这些银行大规模投身于批发性融资，进而提高了突发性流动性紧缩的风险。

门罗主义不值得中国学习 应继续韬光养晦

中国民营银行正迅速增长

中国的银行业长期以来被国家垄断着。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银行业中更多的私人投资，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对中国消费者和长远的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潜在益处。

安全无人机：新加坡民众准备好了吗？

侦查无人机对国土安全具有多重益处。无人机无疑能够成为国家队保卫新加坡这个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双高”国家安全的高实用性装备。

印度水资源管理正当时

印度最高法庭近日的一个案例使该国在控制干旱方面令人不满的现况引发关注。判决强调应采取相关行动，比如建立国家灾害响应部队和设立国家灾害管理基金。如果地表水和地下水足以满足农业、国内和产业用水的需求，干旱是能够控制的。

联合国第21届气候大会中亚行的角色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将于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法国巴黎勒布尔格博览中心召开，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约国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科学集团将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的目标之一是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控温普遍协议，

欧洲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未来或由美国而非欧盟决定

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们已经在国家级法院和国际仲裁法庭上采取行动，无论投资者们的行动结果如何，欧盟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未来都有可能受影响。如果法庭做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欧盟成员国将在设计扶持机制时更为小心，确保严格的成本控制和避免承诺。

中国-东盟合作成型 “三位一体”打造命运共同体

12月20日，李克强总理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提出打造中国－东盟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合作机制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位。中国东盟“双边、次区域、‘10+1’三位一体的合作格局成型，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保障。

美军应该撤出阿富汗

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oug Bandow在《美军应该撤出阿富汗》一文中表示，现在是美国驻阿富汗最后一批部队回家的时候了。文章说，在援助阿富汗近1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喀布尔，有一丝绝望的气息。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依旧严重分裂。

新学者：废除中国“GDP至上”原则对地区有利

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增长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分量无疑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这对中国及其所在的地区均有益。